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崇明岛，前后长达8年之久，日军大肆掠夺，伤害无辜，不仅在崇明制造“竖河镇大烧杀”“樊家宅惨案”等烧杀惨案，还征收苛捐杂税严重破坏崇明的经济发展。建立非法社团推行奴化教育，输人毒品、奸淫妇女，给崇明人民造成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政治镇压

（一）制造烧杀惨案

1938年11月21日。日军在小竖河一带搜捕游击队，枪杀西城乡13人，烧掉瓦房、草房79间和无数家具、粮食，造成“小竖河惨案”。1938年12月10日，日军又制造了“永安镇大烧杀”，杀害崇明抗日武装数十人和无辜群众32人，烧毁民房132间。1940年7月30日，日伪军采取突然袭击意欲消灭岛上的抗日游击队，开枪屠杀居民，并用燃烧弹放火焚烧集镇房屋，制造了日军占领崇明期间最残酷的“竖河镇大烧杀”。1940年8月3日，日军在崇明岛还制造了著名的“樊家宅惨案”，逼迫群众交出抗日游击队蒋煊洲部下的情报主任樊发祥，烧死群众30多名。沪上报刊相继报道相关消息，满眼都是“焚烧”“淫掠”“杀戮”“难民”等字样，世外桃源顿成人间地狱。

《申报》报道的日军在崇大屠杀

（二）剥夺百姓自由

驻崇日军为了维持其“皇军”尊严，肆意侮辱民众的人格，强迫群众向他们鞠躬致意，稍有疏忽，立即遭到殴打、拷问或拘捕，并勒今百姓领取“良民证”挂于胸前，如外出未挂，即以“坏人”论处。《崇明沦陷记》记载：“敌‘宣抚班’于军事底定之后，实施压榨，勒令民众具领'良民证’，成人缴费一角，孩童减半，如有抗违者，以匪类论，从此行人胸前触目皆是白色布徽，往来于通行道上。”台北市崇明同乡会《崇明县乡情报导》第七期记载:“沦陷初期，首先施行佩挂‘良民证’（长方形白洋布，手掌大小，上印姓名、年龄、日期及印发机关）始可通行，每枚十五个铜元，实质系征收人头税。”

（三）围剿抗日力量

1941年春，日伪军在崇明实行全面“清乡”，并在崇明县四周沿长江堤岸编制竹篱笆460多里，封锁崇明岛的各港口，禁止船只出入，妄图割断崇明与启东、海门的军事交通。日伪军编制竹篱笆，要农民交出大量竹子，还要出劳动力，引起广大农民的愤慨和不满。强民地区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敌人在长江沿岸编制竹篱笆斗争。日伪军在二条竖河、七滧、南门等港口建立14间检问所监视来往旅客，还组织了23个清查队，挨户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把18—45岁青壮年集中起来搞所谓的“警防运动”，以防我游击队和新四军活动。

日伪强迫民众在北沿江筑篱笆

经济破坏

（一）特色产业倒闭

1931年9月18日后，崇明土布业失去东北三省的销售市场，海上运输也时遭抢劫，土布业开始衰落。1938年3月18 日后，由于棉花、棉布产销都被日军严格控制，原料被日本资本家垄断，其在崇明市场上大量倾销“洋布”，全县各地布庄纷纷倒闭，崇明仅有的2家大型纺织厂大通、富安纱厂被焚毁。1989年版《崇明县志》记载民国初，全县有银楼25所，至1938年大多停业。崇明仅有的2家银行也被迫迁往上海，1938年停业的当铺有庙镇宝兴当、小溟界大顺当、大椿镇大隆当等。

（二）征收苛捐杂税

驻崇日军实行三年田赋一并征收，榨取人民的血汗。又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1943年6月25日施静庵等《请制止苛捐杂税》的呈文记载:“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人民目眩，五色浸至，无所适从。不问乡村小店，里巷酒家，取一壶之酒，佐一簋之豆，须征筵席之捐；瞽者街头蹲躅，藉星卜以求饱，未能免迷信之税。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税，屈计捐税名称达十余种之多。”

（三）有毒生物入侵

1938年3月日军侵崇后，带来了蚕豆象。蚕豆象是一种害虫，属鞘翅目、豆象科，原产于欧洲，后传至伊朗与非洲北部，再传入北美。1926年日本也发现了蚕豆象，随着日军侵华，带到了中国。据台北市崇明同乡会会刊《崇明县乡情报导》和江苏《如东县志》记载，沦陷后崇明成熟的蚕豆上，或多或少有几个蛀孔，里面有黑色小成虫，严重影响了蚕豆的品质。

（四）粮食价格飞涨

《瀛钟》民国三十年（1941）1月9日刊登警逸《怎样解除民食恐慌》一文：“现在民食问题，一天严重一天，市上米价已将近九十元了。一般民众，无不叫苦连天……事变之前，年必赴常熟无锡各户米区域采购三四十万石，赖以接济。”同年1月21日小小《制裁奸商》记载：“譬如说米，在战前最高不过十二三元，现在已达一百元以上。煤球，战前每担约在一元左右，现在将近九元多。”同年3月18日兆琛《纪念三一八感言》指出：“溯自战变以来，法币跌惨，食粮腾贵，演成千古未有的新纪录，民众弄得糊口不得，倍尝战苦，渴望和平的实现。”

文化奴役

（一）报刊被迫停刊

《崇民报》、《新崇报》被迫停刊。崇明县档案馆现存《崇民报》自创刊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3月15日（总第二三六号）。另《新崇报》民国三十七年（1948）10月27日《本报创、复刊二十、二周年纪念征文启事》载：“本报创自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系邑中报纸之创始者，迨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十八日）吾崇沦陷，本报同罹国难，坚贞不阿，为之停刊。”

（二）创办反动刊物

日伪在崇明沦陷时期创办《瀛钟》等反动刊物，充满了媚日投敌色彩。如该刊民国三十年（1941）3月18日刊登《“三一八”三周年纪念感想》一文：“回顾三年前今天，友军登陆邑境，旧政官吏闻风卷逃，城桥的居民更争先恐后地向乡村中逃避，商店停业，一切都陷于紊乱的状态之下……又有所谓自命为救国的游击队，带了抗日的假面具捣乱全邑的治安，烧毁桥梁，破坏公路及电话线等外，还要鱼肉乡民，地方上真受害匪浅，人民被蹂躏得寝食不安……然友军不忍该辈长此以往的祸害地方，迨于去年秋间，增派大批兵士来崇搜剿，遂将其消灭殆尽，继后又由兴亚建国军，驻防各乡重要镇市，负责治安工作，地方秩序，乃得日渐平靖，人民才得安居乐业。”

（三）推行奴化教育

日军将城内孙家弄瞿犊住宅抄家没收，日特机关宣抚班将这所住宅作为它的外围组织——中华青年联谊社社址，对崇明进行“中日亲善”等的奴化宣传。侵崇日军还强占县里初级中学（校址在今崇明学宫）校舍作军营，学校迁至旧试院，改为上海市第三中学，日军在此进行强迫学习日语等奴化教育。崇明西部三乐中学校长汤颂九等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毅然离校，学校关闭，率部分师生将三乐中学迁至上海忆定盘路利西纳路（今江苏路口），与南区小学合并办学，一部分师生留崇待机续办学校。

社会侵害

（一）毁损文物建筑

崇明民国报刊记载，坐落桥镇育麟桥附近，为纪念长城、热河之战牺牲于古北口的抗日英烈王贯一而修建的“桥镇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日军侵占崇明后，被“摧倒于地，毁坏之处甚多”，抗战胜利后才重建。民国初崇明南门外新建观海楼，是近代崇明岛上沿江一大景观，30年代被日寇侵占崇明后毁坏，夷为平地。在40年代的崇明报刊上，提及崇明观海楼俱乐部董事会呈文行政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赔偿日寇损坏的观海楼，价值68357银元，折合金圆券136714元。侵华日军毁损崇明文物建筑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二）设置慰安场所

日军在崇明城内西转河沿、兴贤街、南转河沿等处和庙镇开设妓院，取名“慰安所”，供其寻欢作乐。城内日军慰安所原址，经调查，一位于西转河沿刘午人（即刘椭堂宅），今人民路与新崇西路交叉口、振兴面店南侧。两幢楼房均小开间，有慰安妇10多名，都是外地人。新中国成立后刘宅曾做县招待所。一在兴贤街钱应清宅。一在南转河沿徐宅，今新崇南路、八一路口。一些古稀老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1938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日军占领崇明岛后奸淫妇女、设立慰安妇的事实，民谣还有“二月十六，东洋人上岸，小姑娘落难”的说法。

（三）输入毒品渔利

侵崇日军鼓励居民种植罂粟，大量输入海洛因，供人吸食，从中渔利。李伴鹤在《崇明沦陷记》中记载：“日寇不特弛禁鸦片和红丸，抑且制造海洛因大量输入……全崇乡镇长六十八人中有嗜好者六十人。”另据报刊报道，崇明陈家镇一带“四乡遍植罂粟”，界牌乡伪乡长王远谋“私植一片于竹园之后”。《瀛钟》报道：“毒品流毒于吾崇，日甚一日，已成公开之秘密，行路间鸠形鹄面，琳琅满目，此辈烟民因物价高昂，难维生活，致拆屋卖地，以供其挥霍……凡为民众调解纠纷之地点，并不在乡公所，而于售吸毒品之处。”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癸曾经说过：“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人道问题，被各国检举有许多不法行为，过去的名誉已经完全扫地，给外人的印象则是最残忍的无道德的民族，这是很可惜的。”77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7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希望日本政府深刻反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充分认识其非人道的罪恶以及对人类的巨大威胁，正视历史，承认所犯下的历史罪行，珍视正义、人道、和平的价值，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和平、和谐发展。

作者：田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