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年间（618—627），长江口涨出东、西二沙，是为崇明岛前身。五代十国时期，于西沙置崇明镇。北宋天圣三年（1025），续涨出姚刘沙与东沙接壤。建中靖国初（1101），于姚刘沙西北50余里处涨出三沙。由于有渔盐之利，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设置天赐盐场。期间建置沿革、废立兴替，崇明治城的规模演变，资料相对缺乏。直到元代以后，才有了“五迁六建”的记载。

始创风化的天赐场州城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朝廷派原广西横州知州薛文虎来到崇明镇。至元十四年（1277），他认为崇明人民日益增多，物产丰盛，又是边疆要地，事关重大，请求升镇为州。朝廷许可，任命薛文虎为首任知州，并将崇明隶属扬州路。

由于建制升级，就有了建立州治城的必要。1277年，薛文虎领导民众在姚刘沙天赐场署建造圆形的土墙州城。由于缺乏资料，该城周长等数据不可考。知州兴办学校、修建公署，申明礼义、制定纲纪，崇明遂成文明之乡。这座治城南边15里有岳飞祠，祠的北边有建于南宋的道教宝庆观，后来坍入海。城北还有漏泽园，葬贫苦而没有土地的人。薛文虎组织修撰了《至元州志》，这是崇明第一部地方志，只可惜没能保存至今。

崇明升州后有户籍12789户，朝廷确定了16字的田制方针：“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就是说三年丈量一次土地，坍塌的地方免除粮税，潮涨淹田就拨粮给民众赈济，以长江流水为崇明边界。至元十二年（1275），百姓完税的田土总计757顷36亩7分6厘。至元二十四年（1287），上缴秋粮米3414石7斗1升5合，夏税大小麦1208石1斗8升9合8勺，秋粮黄豆283石7斗5合4勺。

当时长江入海口偏西，主航道在北，崇明沙洲大半都在海潮中，土咸盐重，不宜耕植而适合种芦苇和晒盐。盛行滩涂种青、收割芦苇、编芦席出售，经济效益非常好。至元间，江淮永丰庄、江浙宝成庄共输纳芦苇税中统钞3861锭30两5钱，占崇明税收的绝大多数。政府监管的盐业也成一定规模，至元间盐业税缴纳中统钞463锭30两8钱。酒醋税中统钞89锭15两9钱，商业税中统钞15两6钱5分，税额就比较少了。可见，芦苇业、盐业是当时崇明经济的支柱。

天赐场州城时，西沙人朱清建议海路运粮到元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首航，贴海岸线航行，用了7个月到达。后来航程减到1个月左右。至元三十年（1293），崇明千户殷明开辟全程远海航线，不需10天就能抵达，堪称海运壮举。

达鲁花赤（官名，意为镇压者）月里海牙（蒙古人名），皇庆年间（1312—1313），两淮运盐使司强行调拨崇明盐业灶丁，月里海牙认为民少贫穷，不堪重任，说“宁愿砍我手臂也不调拨”。上级即使用刑法威逼他，他也不听从，而且神色更加严厉，上级最终因为他的爱民精神而不得已放弃。有一年旱灾，他在宝庆观为民祈祷求雨，家里人告诉他夫人急病死了。他说：“我在为民求雨，还没获得应验，不能回去，你们自行敛埋了夫人吧。”后来果然大雨滂沱，旱灾解除。人民为他立“去思碑”纪念他。

延祐三年（1316），松江府上海县人任仁发以奉政大夫的身份出任崇明知州，他修办学校，阐明教化，老百姓奉行文明，民风为之一振。泰定四年（1327），千户杨世兴捐资修建学宫大成殿五间，后来随城迁走。元朝大学者许衡的侄子许师义（1275—1338）曾任崇明州同知，他涉猎经史，通晓医药占卜，精于蒙古语言文字。他在崇明倡导文史教育，申明礼义，为崇明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至正十二年（1352），天赐场州城南部为潮汐冲啮，最终坍塌。

横跨元明的东沙城

至正十二年（1352），达鲁花赤（官名）八里颜（蒙古人名）、崇明知州程世昌、同知王也先不花（人名）在旧州城北,15里处的东沙再次以土筑城，这就是东沙城。城池周围9里多，建造公署、布坊巷，创办学校，立寺观。

知州程世昌办事公正，嫉恶如仇，风纪严厉。迁城前后他聘请崇明州秀才朱晔、朱祯等修撰《至正州志》，大兴文治，只可惜这部续修的州志也没能保存至今。

营建东沙城的那一年，海盗方国珍率兵自昆山来犯。驻守崇明的蒙古官员八里颜率领丁壮分别扼守要冲之地奋力抗击，盗寇终于逃跑了。至正十三年（1353）冬天，他又率兵出海捕捉海盗头目7人，省府记载他的功劳。

至正十七年（1357），明太祖朱元璋起义后的第5年，苏州一带被张士诚割据，大将军右丞相徐达讨伐他。崇明知州何允孚率众归附徐达部将俞通海。朱元璋大喜道：“你们远来归附，首倡义举，真是良民啊！”于是他亲笔书写“东海瀛洲”4个大字赐给何允孚，崇明称“瀛洲”自此始。

至正二十三年（1363），孟集任知州。当时崇明东沙都是盐碱地，能种粮食的地方少，一遇台风海潮灾害，百姓都颗粒无收。孟集在州城南设置常平仓，积囤谷物，灾年赈济百姓，大家都感恩戴德。

明朝刚建立的洪武元年（1368），江西丰城人刘秩任知州。他渡海来崇明时就宣誓绝对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到任后，他惩治狡猾的官吏，对读书人以礼相待，奏请减少酒税、盐税以及滩涂尚未成田的赋税。4次上奏，才得以允准，每年减粮米3万多石，百姓立“生祠”来纪念他。洪武八年（1375），时任礼部侍郎的本县人秦约将自己据《至正州志》续编的《崇明州志》进呈朝廷，希望为国史参考。秦约博览群书，重视教育，擅长编史，死后在乡贤祠享有祭祀。

洪武初年，江流变化，大片盐田坍没，灶户逃亡，盐税缺失。由于盐场消失，经济战略价值下降，朝廷在洪武二年（1369）将崇明降州为县，崇明称县自此始。洪武八年（1375），因觉得离扬州太远，就将崇明改为隶属附近的苏州府。

洪武二十四年（1392），崇明户籍14320户，人口86842人，较元朝时有所增长。官民田地7246顷4厘8毫，大大多于元朝时的数量。芦荡田税7600贯（一贯即一两）540文，酒醋税335锭2贯600文。秋粮赤米23701石3斗9升，夏税大小麦21253石9升，花椒29斛7两5钱。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和元朝至元时相比，明初东沙城时的崇明盐碱滩涂地已大大减少，适合种粮食的耕地成10倍增加。因此滩涂作业的芦苇税大幅减少，盐税索性就没有了，而粮食作物产量达一二十倍地迅速提高，由粮食酿成的酒醋也明显增多，还增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这说明，崇明经济由于自然地理的变化已趋向以农耕经济为主。产粮的增多也促进了人口户籍的增长，这也是崇明更趋兴盛的标志。

经济繁荣，物阜民丰，当时崇明风俗俭朴自然，不尚奢靡。士大夫习诗书，农民致力稼穑。因地之宜，除了稻谷之外，还种植蓝靛、花椒、大蒜、芦苇等经济作物，编织芦席为业，为了要销售出去，所以商旅很多。结婚的人家，集中乡里数名童子，与赴宴的宾客互答“拦门诗”，唱和逗趣。旧家大族喜欢操练古琴和围棋，尤其对博戏乐在其中。因为沙洲坍涨不定，怕掩埋后死者被江流冲掉，所以人死后多半火葬而不土葬。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郑和从刘家港出发远航东南亚，先后七下西洋，堪称壮举。由于郑和宝船太大，吃水太深，刘家港水浅，而崇明沿岸水深，所以他曾把许多宝船停泊在崇明宝船港待命出发。

然而横跨元明两朝的东沙城还是挡不住江水浪潮的冲刷，于永乐十八年（1420）最终坍没，崇明又将迎来一座新的县城。

亦土亦砖的秦家符城

永乐十八年(1420)，知县高居正、指挥江麟在已坍没的东沙城北10里名叫秦家符的地方重新建城。秦家符城按旧城规制营建，由继任知县王瑛在永乐十九年（1421）建成。这仍是一座土城，周围9里30步，城濠宽11步。有陆门4座：东门宁洋、西门承恩、南门迎薰、北门安顺，在迎薰门东边还有一座水门。

宣德初年，土墙被包上城砖，但没有用白垩粘合，随修随坏。正统八年（1443），总督都指挥翁绍宗来崇明巡视，认为此处为江南海防要地，担心城墙粗陋不能御敌。于是命令守御指挥张斌加高城墙，用坚硬的城砖紧固城池，增设门楼4座、角楼4座，城上环设警铺30间，这才有了固若金汤的县城。

城内建有许多坊巷，里面住居民、列商铺，发展城市商业经济。列举如下：宣化坊，在城中心东街，直通宁洋门；惠政坊，在城中心西街，直通承恩门；崇文坊，在城中心南街，直通迎薰门；阜民坊，在城中心北街，直通安顺门。时雍坊，在县衙门前；凤鸣坊，在县衙西，为成化甲辰科进士顾谧立；兴贤巷，在学宫前，后改称儒林巷；思敬巷，在城隍庙前，后改称福境巷；瀛洲巷，在宝庆观前；明威巷，在千户所东。

永乐年间造的县衙门在正统十年（1445）遭到毁坏，知县王锐要重修，正愁没有栋梁木材，忽然从海上漂来巨木400株，足够营建。知县把这事当作神异记载下来。县衙有外门3间，鼓楼3间，仪门5间，琴堂5间，前轩3间；有申明亭、旌善亭、戒石亭各1座；有公堂5间，知县衙、县丞衙、主簿衙各1所，典史厅3间，东西廊房共14间。另外还有吏舍、狱房、架阁库、玄圣阁等建筑。学宫亦成气候，大成殿、戟门、棂星门、泮池、文昌祠、先贤祠、明伦堂一应俱全。成化二十年（1484），城内义民顾谨捐资购买上好石材重修学宫，宫墙更为壮观。

城内有很多桥梁，如钟秀桥，在宁洋门内；积善桥，在安顺门内，镇抚包孝造；通泗桥，在迎薰门内，儒林巷口；惠济桥，在慈济寺东；香花桥，在宝庆观前。迎薰门外有风云、雷雨、山川神坛，正统三年（1438）知县张潮建。当时的人对自然界十分崇敬，适时祭拜祈祷。承恩门外有社稷坛，也是知县张潮建，用来祭拜土地神和谷神，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安顺门外有厉坛，这是受佛教影响设置的，逢佛祖菩萨生日做法事时祭奠厉鬼做焰口道场用。

县衙西南思敬巷内有城隍庙，有正殿、后殿、左右廊，根据恒山人雷中所作《崇明城隍庙重修记略》，这是崇明有城隍庙记载的开始。中央庭院里有榆树一株，大到一人合抱，枝干苍劲盘曲，枝叶繁茂蔽日，见到的人都认为神异。承恩门下有一口义勇泉，有亭一座，正德时亭废，泉水即使在大旱灾年也不枯竭。建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的道观宝庆观在数次坍没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于县衙东北地瀛洲巷内。内有雷声殿、岳庙、门楼等都是道士陆守真、张守玉募资重建，观内还有迁入的天妃祠。建于南宋淳佑二年（1242）的慈济寺也于永乐十九年（1421）随县城迁来，重建于学宫东边。殿堂、门楼都不改前制，法堂重修，钟楼则于正统三年（1438）由一个名叫迪的和尚化缘募资筹建。秦家符城中有9座观音庙，分别在朝阳巷、慈济寺东、乐善巷西、景贤巷、阜民巷西、熙春巷、瀛洲巷西、武安巷和威宁巷。这与宋以后兴起的观音崇拜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崇明人祈求观音镇海免除水灾海啸，希望保坍保沙永得安宁。

正统七年（1442），崇明册计户籍14746户，人口87665人。正德五年（1510），册计户籍15917户，人口73850人，比洪武年间有显著增长；册计官民田地8324顷44亩，夏税小麦13037石，秋粮赤米24452石；芦苇业和各项商业保持迅速发展势头，芦荡课税15371贯977文，商业税3195锭6贯300文。商业税从来没有达到如此高额的收入，可见崇明在明中期商品经济发展之快。

永乐年间、正统十年（1445）、正德十五年（1520）崇明进行3次修志，其中知县陈文组织修纂的《正德县志》保存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崇明地方志。

成化七年（1474），知县汪贵在城隍庙侧建造广赢大有仓，收贮粮米，以备灾荒。

弘治十年（1497），崇明改属太仓州。不久城西南坍入海中，船舶停靠在护城河里。正德十二年（1517），知县梁景行加高西南土城达一丈多以捍御海潮，但在嘉靖八年（1529）县城还是坍掉。纵有9座观音庙保佑的百年秦家符城也没有摆脱坍没的命运，崇明治城面临第三次搬迁。

历时最短的马家浜城

明嘉靖八年（1529），东沙秦家符城被海潮冲刷导致坍塌，知县杜畿将县城西迁到一水之隔的三沙。

三沙在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年（1101）涨出，因三次叠涨而成得名。还有一个说法是有句容朱、陈、张三姓最早开荒居住而得名。今崇明县城西门外有一条南北纵贯全岛的河道叫三沙洪，它的北段一块区域就是以前的三沙。

杜畿迁城在当时三沙马家浜（又称马家墩）西南，仍然以土筑城。城内有钟楼、鼓楼和城隍庙。鼓楼一座靠近儒学署，题额“揆文教”；一座靠近卫所署,题额“奋武卫”。

该城只存在短短的21年，因此有关里数、城门、坊巷以及经济数据等更多情况都无法查考，后来的地方志上对该城的记载也几乎没有。现在只能把这一时期的崇明重要人物和事件叙述一番。

修筑马家浜城的杜畿是江西人，曾是监生（国子监学生）。他之后有一个郑特，浙江黄岩人，嘉靖十一年（1532）由举人担任知县。此人执法廉洁，不畏权势，豪强地主有侵犯渔民百姓利益的，他立刻要用法律制裁他们，受到后人怀念，事迹载入万历《崇明县志》、《黄岩县志》。

广东人周岐伯，嘉靖十八年（1539）以岁贡生资格任知县。当时有土匪王艮、秦璠等作乱，周岐伯刚到任就劝导他们，强盗们感动哭泣。后来又有浙江来的官兵平叛，他们就再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得以安宁。

项廷瞻，江西人，岁贡生。嘉靖二十年（1541）任崇明教谕。学问师法南宋陆九渊心学，斯文过人，性情沉静温和。学生有过错，他轻轻批评一下，别人就愧疚心服了。有时遇到贫困没法生活的人，他就拿出俸禄接济。知县怜惜他清贫，额外送他财物，他却说：“我清贫，是做这小官的本份，为什么要劳烦公家呢？”坚辞不受。后来病死在任上，遗产只有14两纹银。

施大纲，本县秀才，慷慨好施。嘉靖二十三年（1544）发生旱灾饥荒，他施粥赈济饥民。看到路上饿死的人，他主动殓埋；有欠债还不起的，他帮忙偿还。后来倭寇入侵三沙，他陈述“防御策”数条，受到兵备（官名）任环采纳和嘉奖。

尹辙，字德舆，江西吉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由举人任知县。他受业于状元罗洪先，清高自守，保持节操，对下级不收礼。这一年县城将被江水冲坍，尹辙坚决要求迁城，与熟悉地理的本县士大夫施一德等谋划，决定迁往三沙西南隔水30多里远的平洋沙。正在垒土建造城墙之时，尹知县病重去世，崇明父老深为哀伤，留下他的靴子作为纪念。

屡破倭寇的平洋沙城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崇明知县尹辙迁城于平洋沙巡司，并开始修筑砖城，是为崇明治城的“四迁五建”，至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何懋官迁城于长沙沈邦基宅。今根据有关史料，对建立县城仅有30多年历史的平洋沙城（仅次于马家浜城）的风貌作一番钩沉。

县城的“四迁五建”。明嘉靖十九年（1540），崇明三沙马家浜西南的旧县城遭遇“海啮东北隅”。二十九年，知县尹辙在里耆黄惟用的倡议下，与崇明籍官员侍御施一德商量后，决定将县城卜迁于平洋沙。这是崇明县城的“四迁五建”。尹知县任内，议定的城基为7里3分，城池深1丈，阔10余丈。“公廨草创”，县城仍为土城。嘉靖三十三年，因遭遇倭寇的骚扰，巡抚周如斗呈请拨银一万两赈济，秋粮全部免除。次年五月，周如斗鉴于“土城人民易于逃窜”，奏请帑金4万两，修筑砖城，具体由知县纪元凯负责。城基7里3分，周长1295丈（又作1286丈）。四门匾额：东门东海瀛洲，西门姑苏巨镇，南门青龙要津，北门江汉朝宗。城墙高1丈，厚度为1丈8尺（又作1丈5尺）。城池深1丈，阔10余丈。前后历时8个月。兵备道熊桴撰写了《城完志喜》诗，太仓籍进士张寰撰写了《纪邑侯迁平洋沙筑建砖城记》。张寰在文章中说：平洋沙“在三沙西南，袤六十里，广二十里，壤腴土丰，宜秔宜稌。”与三沙一水之隔，相距三十里。

平洋沙城的各种规划。崇明因倭寇侵扰而“请帑数万，建筑砖城”，兵备熊桴命令知县纪元凯重建公廨。纪知县任内，“公廨各署，区划有条”，并重建千户所，重建学校于县城东街。纪知县另为原来的知县张世昌重建了《去思碑》。又将原在三沙宝庆观西的养济院迁建于平洋沙城西北隅。

倭乱刚平息，县内出现饥荒，地方恶棍结成党羽持券向富家索取财物，名为“圈借”，纪知县生擒王铁块等7人，依照乱民律解宪处置。但从嘉靖以后，崇明“风教日衰，萑苻多警”，“少年子弟遂有超距翘斗之想”。原先淳厚的民风因之大变。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知县范性到任，增建铺台。范性任内，另建立义泉亭。在嘉靖四十年仲夏，范知县在本县士子樊钥等的配合下，“悉心总裁，开局编摩”，“纂修县志，纪载犁然”，总共12卷。但这部县志传至清康熙年间，已是“旧刻模糊，几不能辨一字”，后来竟至于亡佚，保留至今的仅为崇明教谕邢国士所撰的《序》。这也是平洋沙建城期间惟一的一次续修县志。

平洋沙县城有城隍庙，据传此城隍为明武宗所敕封的护国威灵侯，后来民间称之为“灵城隍”、“林神隍”、“林西仲”等。又有风云雷雨山川坛、社稷坛。有为孝子施于教所立名为“晋世丁兰”的孝子坊，又有为张伦妻包氏所立名为“节孝”的节孝坊，有万历三年为盛玺妻张氏所立的“天地正气”墓以及名为“贞节”的节孝坊。为施全孝妻倪氏所建的名为“立节”的节孝坊，后随县城搬迁至长沙城外普济桥镇东小港。

嘉靖四十四年，知县孙裔兴在县城增建朝阳门及东门水关。万历初年，朝阳门建钟楼一座，声闻30里，崇祯中倾圮。

光绪县志还记载，平洋沙城有土山，因海潮日逼，筑山立庙，以镇水患。

为加强平洋沙的“巡防”，又“增设水师，出洋会哨”。设平洋沙巡检一员，弓兵初为50名，后渐减至30名。

平洋沙巡检司属下有下春港、东滑、钟家洼港、出水套、虾港、水窦港、南大港、陈八港、沈婆港、潭水港等烟墩10座，这些墩台、汛地、墩讯都是军队戍守的要地。

嘉靖三十三年，海防熊桴请求恢复哨船之制，置战船30号，大练水师，驻屯三沙洪，由千户包守正统辖。至万历元年，裁减至20只，改名巡船。

崇明平洋沙县城于嘉靖三十年建造营房，有守城军490名，先锋军600名，浙兵400名，水兵1003名，民兵（乡兵）402名。倭寇侵扰县城时，邑中大室募练壮丁参与防御。有顾国、樊汉等1000名耆民兵守御县城一月，等待署官的到来。并奉命调援太仓、嘉定等处抗倭。后裁减至400名，委官操练，以备城守，支给口粮。

嘉靖三十八年，监军唐顺之奏请海洋汛地设置把总一员，次年，因倭寇迭犯，巡抚翁大立题改设置都司。嘉靖四十五年，调金山参将镇守崇明。

砖城修筑后，“流民复归”。嘉靖四十年，崇明县有田荡涂7313顷98亩，获夏麦6582石，秋粮赤米17820石。平洋沙出产“小布”，“阔一尺二寸，长二丈余为疋”。嘉靖中，平洋沙民王三享寿113岁，是迄今为止崇明最长寿的一位人物。

嘉靖四十年，涨高明沙，与常熟县相近。万历初年，嘉定县又企图抢夺排沙。抚院都遵循元代确定的“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的《崇明十六字令甲》勘界后判定归属崇明。

隆庆元年，裁去仓官，仓废。知县孙裔兴令粮食满百石者，自行造囤收贮粮食，后来降低标准，规定凡拥有粮食满三、四石者也可，军民执单领粮，粮户自行给放。隆庆三年闰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崇明遭遇大潮灾，居民十存三四。同知张云鷟实地勘察后报请上级赈济粟29万斛，先赈后报，存活万余人。

隆庆六年，知县魏良臣鉴于破圩坍涨情形，规定在丈量土地时每十帛准许饶一帛，为百姓筑岸浚河留下余地。万历二年，知县陈文规定，每帛饶一靴（即一尺），使官河官堤不妨民产，从而蠃得老百姓“饶一帛饶一靴”的赞颂。万历初年，陈知县在平洋沙兴修水利，开浚干河9条，支河33条。万历五年，陈知县又不忍民间火葬，“量道里近远，立三十四处义冢”。义冢俗称皇坟。绕以周垣，树以丰碑。火化陋俗渐革。老百姓在宝庆观内为陈文建立生祠（陈公祠）并立碑，并将当时出现的甘霖、嘉鹊、蚌珠三物视为“陈侯三瑞”。

在平洋沙城受到崇明百姓缅怀的父母官，有抗倭知县唐一岑，兴修水利的陈文，还有巡抚周忱、巡按周如斗、知县孙裔兴等，平洋沙城内分别为他们建有遗惠祠、陈公祠（在慈济寺东）。

唐一岑英勇抗倭.崇明早在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洪武三年秋就遭受倭寇剽掠。嘉靖年间，倭患最为严重。

唐一岑，字维高，广西临桂举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任崇明知县。上任伊始，即在平洋沙修筑土城。城基虽有7里3分，但毕竟是土城，不堪一击。是年四月，倭寇萧显占据南沙，四处掳掠。耆民施珽率乡兵奋力抵抗，阵亡千人。施珽同时牺牲，后祀于太仓城南普济寺东，俗称施相公庙。次年正月，倭船二只入野猫港，被参将解明道击退。四月初十日，倭寇入水窦港。四月二十一日，倭寇又进攻平洋沙城东门，州同张魁、千户陈袍竭力抵抗。倭寇先后掳掠匾担、三片、营前、南沙、三沙、竺箔、双明（似为高明）、平安等沙。五月初三日，倭寇进攻县城东南水门，先锋陆朋战死，百户田九畴斩倭多人。同日，倭寇进攻县城东北栅。倭寇乘夜袭击攻城，五月初七日（《明实录》、《明史》作四月乙酉，乾隆、民国县志又作二月初七日），由于千户高才、翟钦等人充当倭寇内应，从中作梗，唐知县在“内无瓴甓之固，外无蚍蜉之援”的情况下，在激烈的巷战中不幸阵亡，英勇殉职。同年八月，嘉靖皇帝获知崇明遭遇“倭犯、城陷、署旋毁”，敕赠唐一岑为光禄寺丞，敕建愍忠祠于宝庆观旁，兵备道熊桴赋诗“报国应忘七尺躯，赤胆共怜君慷慨”予以高度赞美。《康熙县志》记载：“唐墓在旧城西南隅，今有土陵，每将雨，即闻纺车声，居人候之甚验。”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纪念唐知县的愍忠祠因城坍祠废，附祭于长沙县城西门外外津桥天妃宫，后来又搬迁了两次。

据传，唐知县夫人系“苗郡人士”，曾把改进的纺织技术亲手传授给崇明妇女。清代知县曹文焕在为唐一岑重建唐公祠所立的《碑》中说：“崇邑妇女知机杼而工布织者，皆公夫人之教也。”

固若金汤的长沙城

明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1583—1588)，崇明县城迁于长沙沈邦基宅（今县城所在地）。长沙城的迁建工程始于知县何懋官，后由继任知县李大经完成。迁建时颇期望新城址“长沙”能给百姓带来长久安宁，而事实上确如预料的那样，自迁城至今400多年，崇明长沙城虽历经风雨，但安如磐石。如果从崇明第一次建城算起，迄今已达730多年的历史，崇明治城一共经历了“五迁六建”。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崇明县仅土地面积已扩大了一倍，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安居乐业。随着目前崇明新城建设、生态岛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崇明的面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百年长沙城的各种规划。知县何懋官迁城时规划城基为7里3分，尚未动工就离任，继任的知县李大经鉴于国困民穷，将城基减为4里7分，工程始于万历十四年八月，完成于万历十六年二月，城的方圆725丈4尺，城墙高2丈，厚1丈。城外濠沟宽9丈。城设5座陆门，东门叫乐平，西门叫庆成（今有庆成菜场地名），南门叫迎薰，北门叫拱辰，东南门叫朝阳。另设水门2座，一在东南，一在西北。门楼4座。太仓籍进士王世贞应邀撰写了《新迁长沙城记》。长沙城建立后在清顺治年间曾经受南明抗清名将张名振、郑成功等的进攻，西南城墙上留下连珠炮的弹痕。事后由贡生施文倡议在城外增筑土城，方圆1080丈，高2丈8尺，厚2丈6尺，土城外再凿城濠，宽10丈，东边设水关（旧有水关弄地名）。城门又作修理，并在城门上方刻石题名，东门叫春晖，西门叫镇海，南门叫崇安（今有崇安路地名），北门叫武定，东南门叫百胜。并增建门楼。道、咸年间，因土城毁坍严重，本县士绅施在熔、沈芷汀等捐资将5座城门、谯楼、马桥等修好。秀才黄云鹗撰写了《重修土城记》。

明知县李大经任内经手建造公署（即县府），并将位于平洋沙城内东南角小教场的学宫迁至长沙城朝阳门内黄骏（又作黄文俊）宅（今锦绣宾馆）。知县唐世涵有鉴于“文运厄而弗振”，在天启二年（1622）将学宫迁至城外。崇祯九年（1636）正月二十日夜，崇明知县颜魁登任内，公署一度毁于狱囚沈元西、沈二等的哗变。清顺治年间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将总兵署从南关外民房迁至朝阳门内学宫旧址，有校场，俗称小教场，以区别于县城东侧的大校场（又称演武场）。康熙、乾隆年间知县朱衣点、许惟枚先后在城外学宫建“学海——德配天地”、“朝宗——道冠古今”石牌坊，今又修复。自明万历至当代，崇明学宫共经历10多次重修，重修学宫碑记有7篇之多，幸存碑刻现存学宫碑廊。雍正年间知县张文英捐资安置在县衙前的两座石狮，今已移至唐一岑墓。

迁城后，城内逐渐形成街坊。有东街、西街、南街、北街、福民街，这5条街今已分别改称人民路、八一路（南段）、富民街。又有瀛洲巷、耀武巷、神威巷、明威巷、永宁巷，这5条巷今已分别改称管弄、少年弄、庙弄、吴家弄、酱园弄。另有些街巷名称依旧称呼，如兴贤街、嘉乐巷等。县城通往桥镇的街道是北关外的虞公街、西民沟街，今已改称川心街、八一路（北段）。由黄祖留妻沈氏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沈国子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为保持长沙城与外界联系而建的邮铺有“县前急递总铺”等6座，发展至清末开始在城内设无线电局，发出我国第一份商用无线电报。上世纪初则出现邮局、自动电话，至2008年6月，中美直达光缆登陆崇明岛。

可见迁城后，长沙城的建设在平洋沙旧城的基础上已大为增添。崇明县府从明清一直沿用到民国、当代。1958年因修筑国防公路以及城市建设中拓宽城内街道而将城门拆除。

崇明长沙等各沙是在明末清初，以县城为中心，逐渐连成一片的。官府致力于兴修水利，先后开凿施翘河、杨家河、大通河、新开河等干河和支河。又筑堤坝防潮水，主要是防咸潮。先后修筑的堤坝有刘公坝、文成坝（平洋沙堤）、北洋沙堤（老岸）、赵公堤（皇岸）、杨惠沙堤等，有“桑堤千顷”、“沙堤卧龙”的美称。为防潮灾，官府又于雍正、乾隆年间两度分工挑筑济民墩，又称避潮墩、救命墩，少数避潮墩的遗址一度保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但长沙城的稳固，更离不开清末民初数次修筑海塘。清嘉庆八年，县城西南大坍，几乎危及城墙，地方绅士施鸾坡创议集资在沿海打桩，再填以砖石，所修筑的海塘东起寿安寺，西至火刀涂，历时数月，耗资数百万钱（含县库二千千），终于保住了县城。清末光绪年间，县城南面因海潮内侵，地方绅士奏请上级，在借拨公款的同时，又就地筹款，重又修筑海塘。所添筑的石坝被称作“敌水坝”，海塘又有旧塘、新塘之区分。民国年间，为阻止西沙、堡镇海坍，县内又成立保坍委员会，筹资修堤保坍，限于社会动荡，民力匮乏，保坍事务收效甚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人力，修筑起坚不可摧的丁字坝、沿江大堤，最终确保崇明县城平安无虞。

明万历县志记载：“崇人自耕稼渔樵而外，别无他业。”这说明城郊百姓的生存手段开始以“耕稼”为主，宋元、明朝前期中期的“芦苇”、“渔盐”等退而居其次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崇明有23723人，额收秋粮33378石。至20世纪70年代，崇明人口数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为824797人，其中通过围垦滩涂而建设起来的国营农场的人口为204133人。至2005年5月18日，崇明县的陆域总面积因长兴岛、横沙岛的划入而扩大至1411平方公里。

长沙城建城后，直至清末，崇明县经科举考试考中文、武进士的有41人，考中文、武举人的有227人，贡生、秀才更是数以百计。其中以明末恢复海运的沈廷扬、清末驻德国公使李凤苞、民初实业家王清穆3人最为著称。自清末地方上有识之士提倡新学，崇明人陆梦熊、钱应清、陆家鼐率先赴日留学，孙昌煊、孙鼎煊、孙鸿煊、张鼎治率先就读京师大学堂，施士元、孙瑞璜、钱昌淦、孙浩煊率先就读清华学校，承前启后，推动了崇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长沙城建城以来，自明、清、民国、当代，历年编修地方志共12次，时间分别为明万历、清顺治、康熙（两次）、雍正、乾隆、光绪、民国、196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其中顺治、康熙（前）两次仅完成志稿，第12次续志工作现正在进行之中。

名胜古迹数不胜数。长沙城的名胜古迹众多。县城所在地城桥镇别称南门、南门港，有明代随城迁建的学宫、城隍庙（旧庙）、寿安寺、慈济寺（大佛寺）、东岳庙、天妃宫、宝庆观（三清殿）、石神庙，另有就地而建的演武场、普济桥、城隍庙（新庙），有建于清初的寒山寺（近代王清穆所撰碑文称建于明天启四年）、锡婴王庙、马王庙、金鳌山、育婴堂、天主堂，有建于雍正、乾隆年间的澹园、瀛洲书院，建于嘉庆年间的同仁堂，建于咸丰年间的仁园，建于同治年间的清节堂，建于光绪年间的南门海塘，建于民国年间的居士林、黄家花园、公共体育场等。创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曾刻印《瀛洲诗钞》、《卫生鸿宝》书籍的朱锦昭、张和泰书坊，以及建于民国年间、闻名江苏全省的祝氏私立第一教育图书馆，都为崇明地方文化事业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城桥镇人民政府在县城北门路东首筹款重建澹园，古色古香，一似苏州园林佳景。另外，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明代因抗倭殉职的知县唐一岑，也将原葬于蟠龙镇东首的唐墓石棺迁葬于城桥镇东门村果园西侧。

唐一岑墓，原址在平洋沙城西南隅，清雍正九年（1731）由太学生樊鎏倡议迁葬于吴家沙蟠龙镇东首。同治十二年（1873），由知县曹文焕建唐公祠，墓田一亩。1957年，江苏省文化局将唐一岑墓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树立“抗倭殉难”纪念碑。1981年5月崇明县革命委员会定唐一岑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1月17日崇明县人民政府下令迁葬于崇明县城桥镇东门果林场（今为县苗圃）西南，同年4月12日举行竣工典礼。1992年6月1日，占地2亩的唐一岑墓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普济桥”原址在县城北关外，横跨施翘河，由明万历知县张世臣、耆老张元敏相继修建，俗称张公桥、张普济桥、大桥。附近形成桥镇。清代袁日孜、祝子嘉也相继对普济桥加以维修。近代以来，桥镇成为崇明“桥、庙、堡、浜”四大名镇之首。抗日战争胜利后，桥镇与城厢合并组成城桥镇。

上述名胜古迹中如学宫、金鳌山、寿安寺、唐一岑墓等经各时期的修缮或复建，至今犹现昔日光彩，并且更胜于往昔，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驻足留连。有的名胜古迹由于历史原因，遗址已毁，仅存其名，幸而有赖地方文献、诗人骚客的吟诵而得以不断传承。

朱洪 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