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最宽阔的河口之一，在古代甚至更为宽阔。唐初崇明岛等沙洲浮出水面后，这一带芦苇密集、水道纵横的泥沙海岸，就逐渐成了一片危险的水域。时常出没的海盗，自此和这个岛屿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海盗横行

在整个唐代时期，长江中还仅有一些荒岛浮出水面，吸引少量渔民和季节性耕种的贫民。这一时期的崇明极荒芜，土地易浸于咸潮，所以主要充任苦役犯流放地和盐场。随着南宋后南方的开发和人口密集化，流亡的贫民开始发现这个岛屿作为海盗巢穴的天然价值。

崇明的海盗出现并不算早，最早一起是1131年济南府五丈河船工邵青聚众于崇明，为名将王德击破。此事也使崇明之名见于正史。他们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海盗，并不机动作战，战役特点则和水浒或洞庭湖钟相等人更类似，主要的地形困难是“寨栅之外，水浅舟不可行， 泥深人不可涉”（《续资治通鉴》卷111）。

到南宋末年，东海海面再次群盗横行，当时称雄海上者朱清是崇明西沙人。当地人口稠密，容易激发民变。朱杀主逃亡海上，逐渐熟悉海道，后投降蒙元，授军职。1276年，蒙古军破临安，宋亡，元丞相伯颜命朱清等从崇明募船载南宋皇家库藏图籍由海道运至直沽（因当时淮东还未降元，陆路并不安全）。此后朱清成功地将江南漕粮由海路运至京师，又参加元军对日本和占城的海上远征，获致巨富。这个开创中国海运事业的海盗也成为第一个名列正史的崇明人。

早期长江口海盗的出现，大多与朝代衰亡时的社会动荡有关。元末海盗再兴，这一次是浙东的方国珍集团，1352年春，方氏曾率军进攻长江口沿岸崇明、太仓、昆山等地。方氏叛服无常，在元末群雄战争中，浙东沿海一线属于边缘地带，但其海上攻掠严重威胁元朝倚为性命的漕运；而攻击长江口的行动，也开了后世郑成功长江战役的先声。

1369年四月，倭寇第一次攻击崇明，自此开始的战争出人意料地漫长，延续几乎200年。东部海岸由于海盗的攻击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沿海居住突然间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崇明县城也在1416年五月被倭寇攻陷，占据2日，掳杀军民300余人。其入侵的高峰一般在每年阴历三至五月间，九十月则为另一小高峰，原因是这两个季节是东亚季风最强的时间，而当时的帆船必定依赖于季风。

倭寇横行直接促进了两个变化：一是沿海破产农民的增加，使崇明自明朝中叶开始成为海盗巢穴；二是海防的兴起，使崇明开始具备军事上的重要意义。

倭寇中十之七八实际上是中国海盗，这一战乱之所以长期难以平定，原因之一就在于明中期之后海盗的兴起。1502年，崇明人施天常、施天泰兄弟盘踞在崇明附近沙洲小岛上，秘贩私盐，成为一个海盗、海商为一体的半军事集团，历时多年才被讨平，但他们所占据的平洋沙等地，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海盗巢穴。

1537年，通州人秦璠、常熟人王艮盘踞在崇明南沙，“畜壮丁，备巨舰，载鱼盐，泊近洋，以小舟分载入港，赂州守以下，凡所仇恨，执杀投海中”（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这一集团同样集海盗、海商为一身，并利用沙洲地形，屡次击败官兵，迫使当时南直隶巡抚等全省高官云集江南对岸的太仓，调集重兵才镇压下去。

1553年四月，海盗勾结倭寇大举进攻，沿海各地同时告警，例如江阴乡民万人奔入城内避难。倭寇进犯南沙时，乡民施珽率乡兵力战，阵亡千人，倭寇将南沙钱粮劫掠一空，但自身伤亡也不小。次年五月，倭寇大举报复，炮轰城墙后攻入城内，知县唐一岑于巷战中殉国。1555年，海盗徐海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入侵沿海地带，勾结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寇，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陈东勾结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侵，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这些入侵都以江南一带为重点，而崇明几乎每次都遭灾。

此后倭寇几乎年年来攻，1559年再次决战，倭寇大败，难民1200人获释。一连串小规模惨烈战斗虽然没有决定性战役，但也使倭寇遭到挫折，暗无天日的漫长拉锯战也迫使这个孤岛自发组织乡兵，抵抗的加强也使倭寇入侵的成本提高。1568年后就不再见到倭寇来袭的记录了。

但此时明王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破产农民逃亡海上者并未减少。万历末年，海盗王一爵又兴起，与上述盘踞崇明沙洲的海盗不同，这是一群外洋海盗。最终明水军调兵船在嵊泗列岛的羊山（即今洋山）将之击败。崇祯中，社会治安更加恶化，“海寇尤炽”，1642年海盗顾荣等甚至进攻崇明县城，防守的知县、守备均战死。

随后是40年乱局，在明清兴亡的纷争中，崇明第一次成为一个关键性军事基地。为对付台湾郑氏，清朝实行空前严格的海禁政策，而崇明尤为严厉。直到1683年郑氏投降，才大开海禁，准许渔民每年春汛可到南洋捕黄鱼，到北洋捕鲞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管制放开的同一年，多年来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下的崇明就立刻又遭到了海盗袭击。

清初南明海军进攻崇明预示着一个新的转变：自此后，袭击崇明的海盗主要不是来自本地，而是南方，尤其是福建海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崇明已经逐渐将长江中的各沙洲连成一片，开垦田园，海盗借以藏身的曲折水道及芦苇等地理条件均逐渐消失；而闽粤一带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海上活动大为活跃。

1683年郑氏投降后，台湾由一个海盗巢穴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据点一变而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地区，大陆成为其唯一的贸易对象。这一转变也同样发生在崇明。清朝将崇明视为海防重镇，但清朝时崇明附近海盗活动大为减少，驻扎本岛的水师主要负责的仅仅是一些警察行动了。但仍有小股海盗活跃，当时的小说也说到清初“海中近日巨寇猖獗，据崇明县为巢穴”（清坐花散人《风流悟》第2回）

海防与海盗的消散

在倭寇威胁加强之前，崇明海岸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虽然南宋嘉定年间在本岛设有边海巡检司，但直到明永乐年间设水寨，才有水师防守——起因是永乐十四年（1416）倭寇攻占县城。当时配备的兵力不足千人，统兵者仅是几名百户。

当时的海防作战，除了驻军外，在紧要时刻，唯一的办法即异地调拨或本地乡绅募集义兵。例如1431年就曾拨苏州卫军两千名来崇明守城和防哨水寨。但在对倭寇的长期战争中，更重要的仍是本地民兵。崇明士绅自发的民兵组织，曾一度追击倭寇至太仓、苏州、嘉定等地，据说这支民兵十分勇悍，以至于“倭闻崇明兵至，辄遁”（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人物志·忠节》）。

几乎明朝的三百年中，崇明一直都在与海盗不断作战，海防也因此不断加固。1555年，在与倭寇连年剧战后（1554年，知县唐一岑战死），巡按周如斗奏请明政府拨银4万两，筑砖城抵御倭寇，崇明始有砖城。崇明之地本是江中沙洲，无险可守，仅靠土城栅栏显然是很难防卫的。砖城虽比依山而筑的石城略逊，但已能有效地加强防御。例如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堡垒体系极森严，但也都是砖砌的，因为普鲁士是一块无石之地。近代鸦片战争时舟山防备措施也是土城，虽然无法抵挡英军炮火，但在16世纪抵挡海盗倭寇还是足够的。

《崇明县志》坦率地承认本岛曾是海盗巢穴，进而指出正是防盗起见，造成了现有的居民住宅规划：“江海之交，盗贼是薮。故乡居防盗，谨筑宅，必环凿沟渠，门前架小桥，通出入，朝施而夕撤之。”（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地理志·风俗》）这种城堡一样的住宅直到1980年代我童年时期仍保留着，即几户同宗的人家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挖出沟渠，仅前方有一个狭窄的通道可以进入院子。

1555年，本岛至少已有民兵千人，乡绅还在不断自行招募抵抗组织，这种由农民和乡绅自发组成的民兵组织在欧洲百年战争时期防范海盗时也出现过。但崇明由于长期防海盗，民兵逐渐固定化，并申请海防同知造册，给予钱粮，遇警调用，后裁减为600名属于县，他们实际上成了职业化的士兵。崇明兵也因此得以与海盗作战而著称。1597年九月，朝廷甚至命崇明发沙船20艘，载兵500名，东援朝鲜抗倭。次年三月抵达朝鲜，于十月三日参加对丰臣秀吉侵朝部队的最后一战，并击败倭寇，除了3艘被焚外都得以凯旋崇明。

然而海防的要点仍是着眼于“防”上，明兵部建议的水战，仍认为“守海岛为上”（《明史·志第67·兵三·海防》）。当然，明朝政府在对付海盗时也并非完全被动处于下风，一般地说，它有三种主要手段打击海盗：剿灭、招安及联合其他势力打击海盗。对小股海盗或倭寇一时无法妥协的一般是采取剿灭措施，难以剿灭、可能军费浩大的，则倾向于后两者。不过三者完全不矛盾，如明末无法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就一度联合荷兰海军进攻郑氏，后来郑接受朝廷招安，朝廷又借助他去打击荷兰海军；而郑氏也反过来利用朝廷消灭荷兰势力及刘香等其他海盗集团，最终在东亚重建中国的海上霸权。

崇明地区的海盗远未达到郑氏这样的规模，不过明朝中叶已经出现了一些集海盗、海商于一身的集团，但“中国海盗，只能单纯地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等经济行为，所有的经济积累都无法为国家积累财富，而且几百年来不断受到政府的镇压和围剿。”（郑广南《中国海盗史》）

清朝以后，崇明各沙洲逐渐连成一片，如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坝头原本“波涛澎湃，岛寇连艐啸聚之薮也”，后来填海筑坝十余里，海盗在这一地区就逐渐销声匿迹，当地随后又修筑龙王庙以镇之。崇明附近作为一个危险的水域，本来浪潮也比较高，如1512年刘七等劫掠南通狼山一带后，夜半在崇明水域遇到浪潮全军覆没。明朝时水患频仍，全岛多处时常受海浪袭击而坍塌，县城被迫至少迁移了5次，这一情况在清朝加固堤防后也再未出现。堤防的加固又使岛上土地较少受到咸潮袭击，从而使本来盐碱化的土地成为良田，渔民、海盗也逐渐变为农民。

缉捕海盗与崇明地位的升降

崇明在明清两代只是一中等县，永乐年间始设的水师也只有百户带兵，但县令正七品，百户却是正六品官。与倭寇的战争中，崇明驻守军官一般是守备，按明朝官制，总兵官下凡独守一城一堡者均可称守备。如嘉靖年间海盗王艮等盘踞崇明，出战者是太仓镇海卫吴淞所的千户，失败后再调苏北邳州兵千余人出战，以总兵统领；1642年，海盗顾荣进攻崇明，守备战死，当时朝廷便命定海总兵前往平定。

总的来说，明人虽也意识到“崇明孤悬大海中，尤为贼寇所必经之地，特设参将以为水兵各将之领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防海总论》；按《防海总论》本为周弘祖所著，是论述明代海防的），但对缉捕崇明一带的海盗并未提到很严密的程度，当地也缺乏重兵把守。这一形势到明清之际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这一带的南明势力主要是水军，清朝廷对崇明高度重视，1657年设水师总兵（正二品），并以水师提督（从一品）亲自驻守。这一战略地位的提升可参照厦门的情形。

崇明作为江海门户，周围200里大海环绕，清朝后成为缉捕江浙一带海盗的军事要地。苏松镇总兵驻守崇明，江南一带的海防力量主要都集中在崇明，以江防和海防相结合；同时，与明代弃海岛不守的内缩政策相比，清代水师布防显著加强了海岛的防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崇明县的辖区比现在要大得多，北及今启东（当时称外沙，1928年分出），南及嵊泗列岛。几乎整个长江口洋面的治安，总归崇明水师总兵管辖，这实际上相当于负责地方治安的警察职能。

现在上海兴建的洋山深水港所在地，这一天然良港自古也是海盗巢穴之一。清朝时洋山也归崇明辖属，“洋山耸翠”曾是崇明“瀛洲十二景”之首。每年五月十五日崇明镇总巡官与浙江定海镇会哨于大洋山，确保洋面安全。1793年，福建海盗蔡牵向北进攻到嵊泗列岛一带（当时崇明称“外洋各山岙”），崇明总兵孙全谋统兵600前往缉捕，连年作战，直到嘉庆初年，洋山一带一直是双方对峙交战之所。当时江浙洋面常有海盗出没，崇明驻军是缉拿的主力。

崇明水师的角色在清朝时更接近于海上警卫队，除缉捕海盗外，至少还包括查扣走私渔船。但其中也有相互勾结的故事：1639年崇明人黄尚忠，出任缉捕海盗的小官，却与海盗勾结，擒小贼报功；海盗头目死后，甚至自行劫掠，手段比海盗更毒辣，所部盐船60多艘。

清朝一度十分重视崇明的海防，清康熙时两江总督噶礼巡海至小洋山，见明人张文质题碑文“海阔天空”于此。到清代中叶以降，清朝的海防重点转移到了南洋，近代后崇明地位更加下滑。同治末年，改编水师，即使有海盗，也不再归崇明辖境内。清末，驻军改为警察。自此，不再有必要设置一个大范围控制、缉捕海盗的机构，作为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崇明的行政管辖范围也大为收缩，嵊泗列岛、外沙（启东）、长兴岛、横沙岛等都被分割出去，长江海口的行政权自此也分归三省市所有。

海盗与海运兴衰

达尔文在1831年作环球旅行后曾感叹：“人们进行航海，原是迫不得已的事。”在古代航海条件下，出海远航不但艰辛，甚至是要冒生死危险的。毫不奇怪，通常只有三种动力能驱使人作这样的远航：亡命（包括躲避政治压迫）、金钱、宗教。

不少海盗都是为官府所迫而逃亡海上（如方国珍），或杀人后入海（如朱清），但这种动机都不能转化为持久的动力，因而这种逃亡，要么以被捕告终，要么彻底流亡异国，要么就转化为海盗。西班牙在再征服运动胜利后，驱逐大批穆斯林出国，也导致他们流亡为海盗。近代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殖民活动，也都离不开后两个原因。尤其在古代造船、航海、海洋气候学还未发展之时，如果没有极强烈的求生欲望、金钱欲望或宗教使命感，很难说服一个人去冒那么大风险（可以参照鉴真六次东渡）。

但避难和宗教使命一般在到达目的后就告终，惟有经济因素才会刺激人们不断地航行。所以在世界史上，海盗常常是各个海域最早的航海者。在西方历史上，地中海最早的航海者，经常既是水手也是海盗。实际上，海盗、水手、商人、航海家……常常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已，随时可以按要求而变化。

这在崇明海盗史上自然也不例外。朱清成为中国元代海运史的创制人，并参加对日本和越南的海上远征，并非偶然，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才是最熟悉海洋的人。海盗和陆地上的土匪不同，他们的“作案成本”更高，至少要配备船只——而且速度要快过一般渔船，否则无法进行抢劫；武器自然也必不可少。相比起土匪，海盗也更显得是一个“技术性工种”，对海道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流动范围更大，了解各地情况，必要的话甚至得懂外语（如郑芝龙就能讲流利的日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在不能抢劫的时候，还得做做生意。

在朱清之后，崇明本地很少再出现远洋海盗，多数仅仅满足于盘踞本岛或骚扰邻近海岸，作战半径很少超过100公里以上。崇明作为一个农业地区，渔民一向是边缘人群，但自元初以来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沙船及航运著称，这很难说与海盗无关。

沙船作为一种适应浅水泥沙海岸的船舶，在中国海运史上曾有突出贡献，任何水运史都无法忽略。因为当时海运大抵是沿海岸线在内洋航行，而自长江口到淮海、胶东一带，多沙洲浅滩，只有这种平底沙船可行。直到1880年西方轮船大量出现之前，沙船一直是长江口到北方航线上的主要船只。

崇明岛对外航运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完全以对北方航线为主，其原因很可能也与朱清运漕粮获巨富有关。运粮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航运事业之一。清末，崇明到北方的航运主要前往烟台、天津、牛庄（营口）等地，这些北方航线在此前已延续很久，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崇明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参见《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这一贸易中，崇明一般以输出粮食、土布为主，而到北方换取大豆等物品，一度使崇明的油车桥一带颇为繁华。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东北，东北的大豆和豆油不准运往上海，崇明土布也不能在东北畅销，加上以潘开道为首的海盗在东海抢劫船只，北方航路基本断绝。加上西式轮船逐渐取代沙船，如今大帆船只能到江南代客运货，以获微利，纱布庄则大多改行买卖洋布，其衰落也必不可免。

沈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