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崇明县位于长江口，隶属江苏，紧靠上海，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即辛亥革命纪念日）的时候，也风起云涌，闻风响应。

是年11月2日（阴历九月十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民军”（即革命军）攻克江南制造局，打败清军，宣布上海光复。同月4日（阴历九月十四日），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在苏州“揭櫫义旗”、“通电所属”，响应革命。

同月6日（阴历九月十六日）下午，崇明籍、中国同盟会会员王养吾（1884—1952）等十七八个自称“民军”的革命青年从上海搭乘汽船而来，直奔崇明城内、设在嘉乐巷袁家祠堂内的县议会办公地点，要求崇明光复、响应上海。原县议会议长徐不更因丁艰在家，接任的县议会议长薛梅士和议员们当时正在开会，见上海“民军”到来，都表示赞同响应光复。大家都早已耳濡目染维新、革命思潮，只是担忧驻防崇明、掌握三营水陆军队兵权的苏松镇总兵（简称总镇、镇台）段日升（号有恒）因是“北军段芝贵的尊亲”，可能会仗势与“民军”对阵交火，引起崇明动乱。于是商议决定：一方面邀请县知事王绍曾（字溯沂，直隶丰润进士）以及城内士绅昝元恺（号胜存）、陆家鼒（号才甫）等到会，以顺从民意；一方面派人到朝阳门周宅，请求曾任苏松镇守备（一说福山都司）的周福增（号仰蘧）代表士绅向总兵段日升请愿，要求他宣布反正，以免生灵涂炭。

据时任县议会书记的王某在1921年11月4日的回忆材料（见金科撰《崇明光复史》），这天傍晚，崇明城内经历了一场特殊的风波。

街道上的行人都沸沸扬扬、议论纷纷：革命党来了，沪军都督府派了二十多人从上海乘轮船而来，还将有许多人从堡镇港、新开河、二条竖河、恶鸟鸪港上岸，他们的手中和包裹里全都是炸弹……

当晚的袁家祠堂内，大门洞开，县议会前后大厅内灯火通明，三进两场心、大庭小院、楼上楼下都被城厢看热闹的居民挤得水泄不通。县知事王绍曾来了，总兵也派来了二十个士兵，荷枪列队。县知事和士绅都表示欢迎革命党的到来，并决定立即前往总兵署议事。那一天，陆才甫还娴熟地指挥着这二十个士兵“立正、开步、走”。

早有人已密告段的部下，谎称大批“民军”即将来崇。段镇台闻知“民军”到来，又因已于当天中午（一说下午三点钟）接到苏州巡抚程德全致驻崇苏松镇要求反正的“通电”，先是表示愿意顺从民意，后来犹如惊弓之鸟，乘夜潜逃了。《城桥镇志》记载：段躲藏在桥镇中津桥底下，一说躲藏在城内香花桥西龚宅（龚宅有人曾在外地任武官），次日段携家眷乘船逃离崇明。“不过十七八个，神气也不太好”、“假冒”的“民军”于是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镇台，占领了“内外门户洞开”的镇署。

乘着朦胧月色，县知事和士绅都赶到了镇署，他们作出了响应革命的举措：悬挂白旗，更换衣服，剪去发辫，收缴文、武官署印信，出示的布告纪年采用黄帝纪元（是年为清宣统三年，黄帝纪元为四千六百九年）。并商议由地方人士筹组政权机构——崇明军政府，以安顿局面。众人高呼：“民军万岁！”

那天，城内人私下里都还传称：革命党是由县议会议员某、某两人在前一天到上海招呼而来的，三桥乡人王养吾（绰号老苹、时在槟榔屿谋生）是随革命党一起来的。

民间相传，家住汲浜镇（今属中兴镇）的蒋思贤（1880—1951）：年轻时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曾参与1911年轰走崇明县衙镇台大人的壮举，成为下沙四勇士之一。其人其事，已载入《现代蒋氏家族简谱》。

家住桥镇东河沿的王养吾家族后人回忆，王养吾等十七勇士当年推动崇明光复，还有一段小插曲：他们从上海乘汽船来到崇明，仅携带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其余均为土枪，扬言从革命党里携归大量炸弹，声称要炸毁镇台衙门，炸死段镇台，竟然吓得镇台等当官的以及当兵的都逃之夭夭。

民间还相传，段日升本想调动驻二条竖河等的满洲兵进城，以扑灭革命烈火。不料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部队各返原方。于是段口头上声称“出巡”，其实悄悄地逃走了。

11月7日，县内推举军政府各职。以崇明籍、原苏松镇守备（武官名）周福增为驻军司令，以王绍曾为县民政长，“其余财政、参谋、军需诸职，分推邑人士之能者任之”。王蓉清《海滨集》记载：昝元恺为参谋长，王清穆为财政长，王绍曾为民政长兼裁判长，“余如参谋、军需、教练、文牍、会计、庶务、稽查等员，以次推定”。

翌日，崇明军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城内贤达王蓉清、昝元恺等分任地方军政、财政等职务，王绍曾任民政长兼裁判长。“颁条教通告四乡”。午后，上海沪军都督派人持枪械和军旗到崇明，要求崇明光复。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崇明早已反正、宣布光复了。

《海桥志》记载，当年“县知事王绍曾臂缠白布出城门迎接革命军进城”。

王养吾等已于当天早上匆匆乘船离崇。旧《城桥镇志》记载他乘快马奔赴新开河港口，乘船赶回上海，报告崇明光复经过。王家后人回忆，王养吾早年离家为革命奔波，家里人在崇明光复时才见他回来。崇明光复那年，只见他骑着高头大马在城厢和桥镇游行，因是秘密的仓促举措，为避免亲人受到报复，在街道上相遇时只是暗中示意勿声张。随即他又离开崇明，从排衙镇往北沙（今江苏启东）去了。

历经惊天动地的变革，崇明从此获得光复。城乡都揭白旗，男子剪发辫，女子放缠足，欢庆“脱离满清专制羁绊而入于共和政体”。上海《申报》、《民立报》分别对崇明光复作了相关报道。后来便以11月6日为崇明光复纪念日。

时局初定，但仍有谣传“段镇将清军来崇诛从乱者”。原来推举的武官周福增“为危言所怵，不敢任事”。原任游击（武官名）吴景文也表示辞职，驻崇水陆各营兵弁顿时失去“统摄”。于是崇明光复后接连发生水陆营兵闹饷、焚烧、抢劫等风潮。东西各乡民众也群起暴动，“毁绅家，捣学校”，如众所周知的发生在同年同月的西沙佃农大打城内“黄、周、昝，严、陆、黄”六姓，以及发生在1913年4月的沈秀之反官盐暴动。王民政长一方面积极筹饷，向上级请示委任镇守使驻防、弹压，另一方面物色地方贤达任各科科长，又亲赴四乡演说，“剀切晓谕”，“遂复秩序如初”。

王绍曾由满清官吏过渡就任民国崇明县军政府的民政长，民国二年（1913）3月至民国三年2月又任县公署县知事。“莅崇三载，民情悦服，诵声载道”。后离任而去。卸任那天，县内“各团体各学校各绅士”还与他合影留念，赋诗饯别。“感其光复时维持秩序之功”，数千人赶到南门港码头为之送行。

当年还有一首地方光复纪念歌，歌词大意为：

民权学说寰中，先声渐我崇。

铲除专制增光荣，今日又一周。

七十万户乐融融，庆祝仪式隆。

追踪法美遨瀛东，海甸表雄风。

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