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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防战略中的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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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15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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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海防思想上,一直将崇明视为屏藩江南的江海门户,是必守的第一线海防重镇,予以高度重视。但在鸦片战争后欧洲坚船利炮面前,这道防线却从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它所声称的战略地位被交战双方所忽视和遗忘了。令人多少有点啼笑皆非的是:正是这一重要性的丧失,使它在这国运艰难的近代百年风云中免遭了大多数战火。

 

清朝海防思想中的崇明

崇明在中国海防中的地位,主要受两次防御性战争的影响:即明朝中叶抵抗倭寇及清初反击南明郑氏海军。这两次战争在政治性质上虽然截然不同,但就军事形势而言,同样是一个企图控制沿海岛屿的大陆帝国与一个机动性的海上势力之间的长期冲突。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崇明的军事价值才会显现出来,其战略地位也得到极为显著的提升。

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次年取消海禁,崇明在这一年又一次遭到海盗袭击。当时驻扎该岛的清水师有四营,共3785人,分散驻防于各沙。这种军事布防是主要针对从外洋进入长江的海盗而设置的,当时朝野上下的海防思想也是江防重于海防。

台湾平定后不久,杜臻在《海防述略》中说:“崇明孤悬海外,又天生此一块土,以为苏州之屏障,江海之锁钥者也。”这一观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江防重于海防;二、认定敌船自海上侵扰长江,崇明可为第一道门户;三、崇明作为海防门户,其主要价值在于护卫上游各重镇——通常是苏州或南京。这两点基本判断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与海盗作战的经验之上的。

当时的另一个论述重点:洋山,也属崇明管辖范围。时人以为“崇明江南之屏翰”,而“洋山为江浙两省之屏翰”。海盗如果骚扰沿海,帆船必停泊于洋山以避风汲水,视风向而定劫掠方位。“洋山者,海道之必由之要路也”(张鹏翮《江防述略》);洋山是海盗攻掠的出发地,所以防海应以洋山为重点。这同样意味着加强崇明的海防力量。

直到鸦片战争前,崇明岛在沿海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从未动摇,各种论著及军事地理学中,无不将之视为守护江南的重要门户。所谓“崇明孤悬海中,尤为冲要”(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二),是所有观察家都赞成的观点。第一个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也坚持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句话主要针对的也是崇明。约在1854年,日本人佐久间象山读到魏源《海国图志》,就对这一战略颇为不满,认为应当实行“拼命制敌于外海”的积极海防策略(《象山全集·省侃录》)。

在鸦片战争十数年后,曾国藩仍认为,崇明是守卫长江沿线各地的关键所在。他把崇明抬升到全国形势的高度来看,但他的出发点却仍和以上无异,他所谈到的海防仍是水陆兼备、非机动性的、以近海防御而非外洋作战为基础的。这一思维的根本性缺陷就是把崇明作为一个固定的防御阵地,而非一个机动性海军部队的基地。着眼防御,在针对海盗时,或许有用,在面对西方舰船时,立刻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书生空谈。

 

鸦片战争中的崇明岛

1832年夏天,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等,受公司派遣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进入长江航道。在上海停留的18天(6月20日至7月8日)里,他们仔细观察了长江口一带的商业和防务情况。他们散发中文资料称“远商来到此处,带有本国之货物,欲做买卖而已,故四方君子不必怀疑心”。

清朝官民确实对这两个欧洲人毫无戒心,郭士立看过吴淞炮台的守备情况后,对清军的战斗力极为蔑视。由于欧洲船只从未到过上海,郭对黄浦江及长江水道探测特别仔细,并专程到崇明察看。在崇明受到的热情简直使他们不知所措:“这些淳朴的人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欧洲人,其友好的举止超过我们以往任何所见……不少人请求我们收下他们的鱼和蔬菜,并热情地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再来”(罗苏文《上海滩第一批洋人》)。

8年后,英国人果然“再来”了。所不同的是,这次出现在东亚海面上的是一支庞大的舰队。1840年4月,英国议会决议对华宣战,鸦片战争爆发。7月10日,英军开始封锁宁波及长江口。次日,两江总督伊里布自苏州启程赴吴淞口,下令调官兵6000人分防吴淞、上海;又令苏松镇总兵田松林率领该镇官兵3000人,前往崇明县防守。在这一期间长江口各县的驻军中,崇明一直是最多的。

英军在崇明登陆时发生了小规模武装冲突,被清朝官吏奏为捷报。不过以当时的战争全局来看,英国人的主要意图在于逼迫清政府同意通商,而并不像海盗那样是以劫掠财物为主,因此,即使当时没有遭到抵抗,他们也不会占领崇明。但这次遭遇战后,清政府对崇明等地的海防举措再度加强,严令地方官开挖壕沟,挑出之土,用以修筑土城,加高海塘。

议和失败后,1842年夏,战事再起。6月7日,英国远征军2000人的强大舰队抵达长江口以东的鸡骨礁,并派舰船封锁长江口,侦察吴淞口航道。6月16日,以战死2人的微小代价攻克宝山。吴淞是当时两军攻防的重点,但结局却是清军惨败,“东西炮台成为瓦砾,附近数里内村庄夷为平地,大小战船被击毁23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两周后,英国援军到达,兵力增强到7000人。

英军当时遭遇的主要困难是地理因素,而非军事因素:“英军当时没有遇到居民的什么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接近江口的海道却造成极大困难。长江口非常广阔,它的两岸在入海处半为泥滩,而由于海面在离岸许多海里内是一片黄浊色(黄海即由此得名),几乎很难辨认出来。打算驶入长江的船只不得不谨慎地沿南岸前进,不断地用水砣测量深度,以免碰上由流沙冲积而成的堵塞江道的浅滩。由江口直到巨大的崇明岛末端,到处都有这种沙洲;崇明岛位于江口中心,把江口分为两条水道。过了这个长约30英里的崇明岛以后,长江两岸即开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英国舰队在到达这个地点以前,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障碍。从舟山停泊处开始的这段80英里的航程,费了它15天功夫。在崇明岛附近,有几艘较大的船只搁浅了,不过涨潮后就驶开了。”(恩格斯《英国人对华的新远征》)

这支强大的舰队立刻在崇明岛上造成巨大的恐慌情绪——这个平静的岛屿自1659年以来,已经有180多年未曾经历战火。县城里街巷空无一人,居民都避难于乡下;驻防清军登城演习大炮,声震数里,又被乡民认为已经开战,惶惶不安。如此一个多月后,有英舰停泊于南门港外,派出五六人乘小艇上岸侦察,惊惶不定的知县熊传栗立刻买了牛羊鸡鸭,蔬果面粉等,派人送去。这小股侦察兵本就无意攻击县城,旋即离去。

在这次遭遇中,号称海防重镇,驻扎有重兵3000人的崇明,对这样的小股英国侦察兵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相反全县都惊骇莫名。除了分散的驻军及武器的悬殊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的这种求平安的心态,“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当英军攻打宁波、镇海时,居民闻警星散,十室九空,土匪大肆抢掠。这种情形听起来使后人难堪,但却是当时的事实。

就战略大势而言,最耐人寻味的是:被清人视为海防重镇的崇明,本来满以为可以起到抵挡海上势力,屏藩上游苏州、镇江、南京各地的作用,而结果这一期望完全落空,英军除了小规模侦察外,竟对之完全置之不理,而直接攻击吴淞,并沿江而上攻击镇江,进抵南京城下。直到民国时,仍有人以为当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重兵过度集中于吴淞,使南北无法声援,实在是未能看到在这一大势中,崇明的战略地位已经急剧下降,当时即使崇明聚集十万重兵,也不能避免清军战败。

而清朝官员的思维则仍然停留在老路上,认为英军首先就会在崇明等第一道门户遭遇障碍。如镇江受攻击前夕,京口副都统海龄在告示上说:夷船远在上海,并无入江之信,而崇明、福山等地一路天险,夷船必不能驶入;即便驶入,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已有制胜奇策,尔民不得谣惑迁移云云。海龄在官方历史编纂学中也被列为“爱国将领”,其识见尤且如此。

当时清朝上下,对国际形势极为昏聩,尚且以为英军会像海盗一样劫夺沙船演习以便沿江进攻——于此也可见长江口的沙洲地形不但给英军造成了麻烦,也是清朝自以为的天然屏障之一,以至于对方非借助于沙船不可。只是不幸,他们太低估了这个对手。至于另一些主剿派,则尤其愤懑,以为英国人还不如郑成功厉害,为何清初可以击败郑成功而此次惨败?必是国贼无能所致。

 

海防重镇地位的丧失

晚清海防有三大重点:天津、长江入海口、台湾。守备的加强必然意味着此地也成为战争中被攻击的重点,天津和台湾由此都一跃变为前线,并多次发生惨烈战争。然而长江口形势却颇为不同,原本最受重视的崇明几乎被遗忘,而上海(吴淞)成为战略重点。这在一个“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清史稿·兵志·海防》)的时代里,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

对崇明来说,这是一个异常尴尬的情形:一方面,它仍被一些人视为海防重镇;另一方面,在坚船利炮面前,它却再也难以起到人们所期望的关键作用。

如前所说,曾国藩一度仍希望崇明岛在军事上能起到一个江海门户的作用。1883年,左宗棠也希望沿海各州县能抽调渔户水手,编练入水师,但最后他在崇明调阅渔团时,却大失所望,证明一支近代海军不可能用传统的打击海盗的团练方式取得成功。

此时洋务运动正在进行,但重点是在北洋。1875年,曾随船政大臣丁日昌督办洋务的崇明人李凤苞在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军港建筑作为海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早动手。不过他没有提到崇明。1882年,马建忠上书李鸿章,一一分析中国沿海港口,认为天津、崇明、南澳、台湾,虽然战略位置重要,但并不符合军港要求。其中,崇明是淤积而成,不仅兵船难以停泊,建船坞也相当困难。

李凤苞和明末的沈廷扬一样,是又一个以办理船政、航运闻名的崇明人,只是由于晚清的船政多涉及洋务,他迅速转入外交界。1878年,他出任驻德公使,负责为北洋采购船舰和军火,后又改驻法国公使。1885年回国后任北洋营务处总办,兼管水师学堂,同年还曾节译奥匈帝国将领所著的《海战新义》。但不久就因所谓在德国购买军舰受贿白银60万两一事被揭发而革职。终其一生,他未曾对故乡的海防建设有所建言。

1880年后,南洋、北洋两头吃紧(如中法战争、日本觊觎台湾、甲午战争等),长江口海防反而一时无人议及。1895年,张之洞上疏抱怨长江口海防的荒废。事实上,即使有人论及,崇明也不再是一个重点。

此后直到1949年,崇明唯一一次被战火波及就是在1938年受日军袭击。但即使在这次战争中,崇明实际上也未起到任何作用。日军在“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8月13日正式攻击上海,而入侵崇明却是在次年3月18日,此时连南京都已经失守3个月了,日军只不过是派出一支小部队(属谷川部队)来打扫战场。战争爆发时,驻守崇明的部队仅约两个连(不到500人),而长江北岸启东一带驻扎57军两个师,长江南岸白茆河口至常熟一线为54军三个师,上海则更不必说,投入数十万重兵,战略重心何在,已经一目了然。1939年7月,日伪才将警察权扩展到嘉定和崇明——当时崇明警察数量为220,而上海全市为6125人。

马汉曾说:“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崇明的地理位置的确可以起到提升本方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但在敌方极大的优势兵力面前,它就成为一座孤岛。作为这一转变的必然后果,原本长江口为海防需要而划归崇明的几块土地,被逐渐一一分离出去:1928年外沙分立,设启东县;1933年1月,大小洋山两岛划归浙江;1946年12月,原属崇明县第五区之嵊泗列岛划出,建江苏省特别渔区;至于晚清涨现的长兴、横沙二岛,初属川沙,1958年又划归宝山。

崇明作为一个沙洲,无险可守,但这并不是它战略地位丧失的关键因素,因为沙洲浅滩阵地对于登陆部队来讲,同样可以构成巨大的障碍。例如,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大沽之战中失败,而且吃尽了滩地障碍的苦头;1944年,美英联军选择在诺曼底登陆,也是因为浅滩阵地不利登陆,所以德军防备松懈。

崇明不再能起到海防战略杠杆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海重要性的日益显现外,对于一支无法在海上机动作战的部队来说,崇明是一个真正的孤岛。它的价值已大为降低。而对于一个拥有强大优势的海上力量来讲,它可以选择战争发动的地点、时间,正如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虽然坚守各岛,但美军的“跳岛战术”却足以将之孤立后各个击破。因此,近代海防的关键已经从岛屿的陆上防御转到了一支机动的海上力量,而在陆基导弹兴起后,战略纵深又出现极大变革,守卫崇明这样的岛屿也就显得不再重要。



沈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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