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芗（1889—1953），一作李东乡，学名士襄、士骧，以号著称，崇明建设镇境内的蟠龙镇人。清本留学日本农商省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科，是中国近代海洋渔业先驱、著名的爱国人士。

东渡扶桑  专攻渔捞

李东芗于清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崇明岛中部一个地方缙绅家庭。父亲李仲台（名同春）是前清武举，在苏松镇衙门任职，民国初年病逝。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东芗凭籍家中资产的支撑，选择东渡日本留学。他就读于日本农林省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科，经过三年苦读，于1911年毕业回国。民国《崇明县志》将他列入《人物志》中的《文科表》，称他“日本渔捞专科毕业”。

李东芗在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学习期间，于清宣统二年（1910），乘校中实习船“云鹰丸”抵朝鲜西海岸木浦时，见到中国渔船数百艘被押于该处，且日有增加。是年适值日本完全侵吞朝鲜，日当局于口外黑山岛设置瞭望台，专事侦查中国渔船，突然对世代在此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一概追捕，诬指中国渔船有组织侵渔，船被没收，船员被判徒刑。轻者三四年，并罚作苦工。李了解此情后，急写就《黄海渔业报告》送东京中国驻日使馆，使馆刊印数百份分送清廷及山东大吏转告山东渔民。次年秋山东巡抚电约李东芗赴鲁筹商对策，适逢辛亥革命而未成行。

1912年起至30年代，李东芗历任北京农林部渔牧司技正、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渔捞科主任、代理校长、浙江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所长、渔业试验场场长、上海江浙渔业事务局局长、南京实验部科长代司长等职。

他最初进北京农林部渔牧司工作，受命筹划水产行政管理诸事。在1915年1月任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简称吴淞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首任渔捞科主任。翌年1月，因校长张镠病假，李东芗代理校务。两年间先后组织制造科、渔捞科三年级学生赴宁波、舟山调查。民国六年（1917年）4月，制造科三年级学生赴宁波、舟山、衢山、泗礁等地调查、实习。为我国近代水产事业培养了第一代人才，先后毕业三班，学生遍及沿海省市水产行政、教育单位，有的成为水产专家，如侯朝海、冯立民、杨月安、金心衡等。其中，崇明籍学子有黄鸿骞、王传义、王汉侠、樊汝霖、凌鹏程、张毓騄、徐致勋、唐秉坤、郁缵组、徐铸贤等（见《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之刊》第一刊）。1918年，李受命去浙江定海创办我国第一所渔业技术传习所、渔业试验场，任所长兼场长，分期分批招集渔民进行技术训练，并从事试验改进渔捞方法，历时达8年。

为民族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1930年，李在南京事业部任职，时有大批日本渔轮在中国海域侵渔，在上海销售渔获物，并以上海港为日渔轮停泊基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浙江等沿海地方政府、渔业团体及上海市海员总会、上海市商会、吴淞水产学校同学会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制止日本侵渔。李东芗专职承办此案，鉴于中国当时尚未正式划定领海界线，未与外国签定渔业协定，遂用当时中国关禁止百吨以下外国轮船航行于我国岸与外洋之间的规定，于1931年三月，决定由实业、财政、军三部办理，禁止日渔轮来我国港口。禁令一下，日使径趋实业部要见部长孔祥熙交涉，由李东芗出面周旋。当日方在与李交涉时，得知李曾受过日本教育，不禁拍案斥李忘本，李坦然置之无惧色，答以：“贵我双方立场不同，各为本国但公理只有一条，请其鉴谅。”同年四月“万宝山事件”爆发，政府当局五月三十日电命其禁令“暂缓实行”，李东芗对承办此事，于18年后（1948年）发表的一篇专论日本侵渔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描述：“回忆民国二十年笔者向暴日交涉侵渔，当时被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暴日之凶焰万丈，威吓压迫，不理可喻，其艰苦困难，有非言语所可形容者。”“常以披枷带锁手足加械之囚犯自居，与凶暴之狱卒搏斗相喻，聊以解嘲”……后来陈公博长实业部，李东芗因不满陈公博贪污腐败，引起嵊泗墨鱼笼捕、网捕量帮渔民大械斗的惨剧，于1933年7月愤然辞职回家。

抗日战争初期，李东芗适赋闲崇明城内家中，日寇侵占崇明后，李先避居乡下，后为逃避事故，夤夜全家逃离崇明，来到上海，避居法租界，曾在一家钉厂当职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任上海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顾问兼渔业技术人员训练班（简称渔训班）主任，并兼上海鱼市场顾问、江苏渔业改进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中央训练团水产转业技术人员训练班顾问、江浙区渔业改进委员会委员、农林部中华水产公司官股董事等职。

李东芗在上海渔业善手物质管理处任职期间，仍关心我国渔业大计，1946年见报载驻日美军总部建议日本渔轮到我国沿海捕鱼的消息后，深恐“日人以甘言媚诱总部，以求死灰复燃之可畏”，乃以个人名义，急电南京农林部部长周诒春，提出建议，在我国领海外规定两种捕鱼带一种专供我国渔船入渔，另一种严订规则，按季租给日本渔轮入渔权，以保障我国渔民专捕渔场，保障国家海权。但当时政府未予重视，“不幸迟延两载未见实现”，至1948年，日本侵渔渔轮“云仙丸”在沙尾山被我国海军俘获后，李东芗发表了《为制止日本侵渔告国人》一文，文章提出“日本投降迄今，将近三年，和约未定，其国土仍为盟军占领，而其渔船早已纵横海上，行所无事，宁非怪事？”“若不于此时采取断然手段斩钉截铁，则战前猖獗情形，不难重演”，文章呼吁“国人乎，无海洋即无大陆，无海防即无国防，不仅损失渔盐之利而已也”。文章综述了19世纪末以来半个世纪日本对我国侵渔的历史后，指出当时侵渔形势，“事态严重，已非两年前情况可比，渐步入民国十七年左右状态，若不积极整顿，则过去民国二十年情形不难立至”，遂建议政府当局采取三项措施。李对政府当局制止日本侵渔不力，提出了批评并斥之谓“仍以战前此殖民地自居，实为有损国格之举动”。

50年代初，日本渔轮对中国海区侵渔频仍。李东芗以其反对日本侵渔的一贯思想，为国家和华东地区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和对策建议，深得主管部门重视。

李东芗对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不遗余力。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先后发表《复兴中国渔业之正途》《渔捞上亟须转向和提倡的两件事》等文章，提出“海洋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尤其是有用生物，捕之者众，最易减低产量”的观点，并提出“应速制定各种取缔规则”的主张，提出限制拖网渔轮船数于捕捞区域，“绝对应在远离旧式渔船作业之外”，反对机动渔轮“追捕产卵时期应交配而成群之鱼类”。李认为“机船底曳玩之底纲，密接海底曳行而过，附着和栖息于海藻上之鱼卵幼鱼一扫而光，妨碍繁殖，莫此为甚”，因此主张“今后渔捞上之发展，应注意上层鱼类，唯一进步的渔具，就是围网，专捕上层成群鱼类”，文章并列举了围网捕鱼鲜度好，清一色一种鱼，产量大的三个特点。

恢复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李东芗热心水产教育事业，重视培养水产技术人才。他在渔管处时期除了亲自兼渔训班主任外，还全力促成恢复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并任教授。

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原设于上海吴淞口，位于现吴淞口海军展览馆北侧区域。该校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护渔权，张海权”倡建于1904年，经黄炎培襄助，由张镠筹创于1912年。1927年，学校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1929年恢复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校名。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学校所有设备被日本军部全部装运回日本，使中国水产教育遭受重大损失，学校几陷于停顿。事后重建校舍，分期恢复设备，不幸“七七事变”战争再起，重建之校舍和恢复之设备又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悉数被毁。部分师生被迫辗转至四川合川（今重庆合川）建校。水产事关国计民生，抗战期间为坚持培养水产人才，延续水产业发展，在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校友会等呼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年4月18日批准，先在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设立水产部，分发战区学生入学，学习水产普通科，兼学制造和养殖，学制三年。后经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提议，先后经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三届一次会议及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于1943年1月将第二中学水产部正式改组为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设制造、养殖两科，学制三年。次年秋，增设渔捞科。其间，陈谋琅、王刚先后任校长。抗战八年，逆流而上，历尽艰难，使中国水产教育弦歌永续、未予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东芗与侯朝海、冯立民等校友竭力奔波和积极筹划复校。他们在上海组成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复校委员会，发起募捐筹款，觅址谋划复校。一度觅址、迁建于崇明城桥镇学宫。1947年6月在上海复兴岛正式复校，定名为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复校时教学设施简陋，校址在复兴岛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学校师生及服务水产与航运业的毕业生，所涌现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精神，赢得业内高度肯定。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解决大批军人就业问题，侯朝海还在复旦大学等参加设立水产训练团，组织教师培训战后复员军人，授人以渔。

民国37年（1948），李东芗60岁时，上海水产界50余人发起为李祝寿，李相约将贺礼改赠现金，馈赠所得悉数捐助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用于复校，添购图书仪器，充实设备。

上海解放后，李东芗历任上海水产公司研究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农林水利部水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水产管理局计划处处长兼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教授等职。1953年6月，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年65岁。

来源：《崇明历史名人传略》

原创：徐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