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彦士（1775—1835），崇明县中兴镇境内的七滧镇人，清代著名的一个学者，道光年间漕粮海运的积极参与者。

遭遇知己  建功立业

施彦士，字楚珍，一字容之，号朴斋，出自“文十八官、璆后”（支派名称），迁崇第二十一世。诞生于一个“济世以医术”的船商家庭。嘉庆元年（1796年）中秀才，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人。

县志称施彦士“喜泛览经史百家之言，沈毅有胆识”，“尤熟于海运故事”，“生平究心实学，专以经济致用为主，于天文舆地，肆力尤深”。他生于长江口崇明岛，对于元代朱清海运、明末沈廷扬海运事迹，远比其他各省人士来得熟悉。道光四年（1824年），“（黄）河决高（家）堰，运道梗塞”。朝廷面临财赋转运的困难，于是考虑改漕粮河运为海运。施彦士“上《海运刍言》”给太仓知州张作楠，积极支持江苏巡抚陶澍倡行海运。施彦士在上书中，建议朝廷仿效元、明海运，并提出漕粮海运“四便”之说：“江浙滨海，多以船为业，往来天津，熟习有素，皆踏勘之人，即皆历试之人，无庸别募屡试，其便一。昔人拟于昆山、太仓起厂造船，然一经官造，率虚器不堪用，今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余石不等，募其坚致牢实，百无一失，无庸别造，其便二。又漕运多置儹督官员，今即择船户殷良者督之，无庸别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雇价似可照沈廷扬议，每石二两六钱，折合苏石六百余文，即以造船银，及旗丁行粮给之，已省其大半，无庸别开帑藏，其便四。”他从航线、船只、管理、经费四个方面，逐条论证了漕粮海运远远优于河运，为上峰折服。

施彦士是道光元年（1821年）考中的辛巳恩科举人，虽然年已逾五十，但由于他学问有根柢，因而受到名进士、通算术、“于学无所不窥”的太仓知州张作楠的器重，施彦士“以天官之学相质证”，两人相得如鱼水。张把施推荐给江苏巡抚陶澍。按照《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九《陶澍传》记载，江苏巡抚陶澍，“用人能尽其才，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陶澍采纳了施彦士的“海运刍言”，“用之遂便运事”，而且使船商出身的施彦士本人直接参与道光朝漕粮海运。

施彦士在著作中将亲身经历的道光六年（1826年）海运作了具体的记录：是年二月初十放洋，刚驶出即遇风驶回，经修理后再发。二十六日，因遇风漂至朝鲜国万倾县西南群山岛，回棹近石岛后又遇风，漂至沙头山，至三月初九日始抵芝罘岛。施在《海运纪行诗》中吟道：“初放佘山洋，大臣躬祭告。牡牢沈海水，不才不自量。率先挂帆驶，初遭风打头。继损桅中止，一身何足言！”他的诗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漕粮海运的险景。

所谓“大臣躬祭告”、“牡牢沈海水”，指的是在海运之初，江苏巡抚陶澍亲自赶到海口祭祀风神、海神。兑米结束后，陶澍又上疏请求加封海神。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七日，道光皇帝赐大藏香十柱和匾额，“以答神庥”的保佑。

《续碑传集》卷二十三《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也对道光时创行的海运作了详细的记载：“初运百余万石，次运六十余万石，由吴淞口出崇明十效，转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余里，皆旬月直抵天津，不损一船。”

《上海沿海运输志》第十章《船商、航运企业》和《上海沙船》一书第86页均列除外地浙江、福建船商之外，清道光五年（1825年）上海、江苏两地受雇承运漕米的沙船富商（户）及其运米数（万石）的简况表。据该表所列名单，上海地区和江苏省承运万石以上的大沙船商共25户，运粮40万石左右，约占全部海运漕米163万余石的四分之一。按每船装米千石计，道光五年至六年两次受雇沙船总数约400艘左右。当年，参与漕粮海运的沙船、蛋船、三不像等木帆船共1562艘。在该表中，陈廷芳、朱水茂（应为朱承茂，新开河镇人）、施彦士、陈鹤（陈家镇人）、陈荷（陈家镇人）、陈冠英、顾近颜均为崇明籍受雇承运漕米的沙船富商（户），分别受雇的沙船数及运米数为1～2.3万石/10～30艘、2万石/20艘、1.4万石/14艘、1万石/10艘、1万石/10艘、1万石/10艘、1万石/10艘。

清代学者魏源在其《道光丙戌海运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中称，崇明“东乡富户，率以是起家”。因海运起家的崇明东乡富户，指的是沙船商汤源兴、沙益、张元利等，均拥有沙船百余艘。

按照清代章程，商船运米在1万石至5万石的，“奏请奖叙”；运米万石以下的，由地方官赏给匾额。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三十日，陶澍对此次海运出力的船商46人进行保举，论功行赏。

崇明籍举人出身的施彦士因倡导海运有力，以知县签掣。他的父母还获得皇帝诰封（今存）。施彦士因海运得以踏上仕途，先后任内邱、繁补、万全、南皮、正定知县，共计五县地方父母官，“皆有治绩”。为官期间，参与“修学宫，复书院，筑城楼，辑县志，百废俱兴”。在直隶内邱知县任内，他还劝民打井灌田。正如他在《忆陶抚军云汀（陶澍）》中所言：“沪城劳下问，感激许驰驱。”施彦士注重立德立功立言，每到一地任职，总是在官署后建“三贤祠”，祭拜有“千古通儒”之称的“顾亭林、梅定九、阎诗百”，施彦士分别取其“经济、数学、考据”，因而成为有清一代博学多才的一位循吏。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一《施彦士传》称：“大学士张之洞，其治南皮时所拔士也”，虽与史不符，

经世致用  著作等身

光绪《崇明县志》卷十一《人物志》提及一位叫杨潘凯的学者，称：“杨潘凯，字元仲，诸生，迁居太仓，其学好钩考群籍，析其大旨，举人施彦士尝与折衷经世之学。”杨潘凯又名潘恺，号幔坡，崇明秀才，施彦士在《求已堂诗集·八哀·潘恺幔坡》中称他为师父，诗中饱含“师友之谊，知己之感”。袁翼《邃怀堂集》卷二有《与施朴斋书》。施彦士斋名 “求己堂”，求己仅为修身。他广交师友，经世致用，阐幽发微，著作等身。据光绪、民国《崇明县志·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典籍记载，施彦士著有《求己堂八种》丛书，计《读孟质疑》三卷、《孟子外书集证》五卷、《海运刍言》一册、《春秋经传朔闰表微发覆》四卷、《推春秋日食法》一卷附一卷、《历代编年大事表》一册、《求己堂诗集》一卷、《求己堂文集》一卷，嘉庆至道光年间由其友人江都人陈逢衡校定，施氏求己堂刊刻。另外，施彦士著作《宗贤考》一卷，未刊。道光十二年，施彦士在内邱县纂刊《内邱县志》四卷。道光十四年，施彦士在万全县纂刊《万全县志》十卷，首一卷。崇明《张氏宗谱》卷首有施彦士为 “牧亭张公”撰写的《宗祠图记》，署：“时道光壬辰年仲春月璞斋施彦士书于渤海官次”。崇明《施氏宗谱》中留下施彦士为其父亲撰写的《雅夫公行略》。崇明《施氏先世事略·清芬汇稿》中收录施彦士《海运议》等三篇。陈逢衡《读骚楼诗二集》卷三有《朴斋〈沟洫水利图说〉书后》诗。施彦士是崇明历史上存世著作较多的一位，他的著作《求己堂八种》丛书以及道光《内邱县志》、道光《万全县志》，今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南京图书馆收藏施彦士的著作《海运刍言》《开垦水田图说》《沟洫图说》等。施彦士的著作《春秋朔闰表发覆》《推春秋日食法》《读孟质疑》分别收录入《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续编》，道光《内邱县志》被收录入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求己堂诗集》一卷、《求己堂文集》一卷则收录入《清代诗文集汇编》。

长眠昆山  名载史乘

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十月二十八日”，“政绩卓炳”的崇明籍学者施彦士 “卒于任所”，享年六十一岁。“明年冬，归葬昆山杨家山庄之先茔”（施若霖《施公传》）。崇明《施氏宗谱》载：“墓在新阳县羽区四十一图驹字圩内，附葬父茔穆位。”施彦士长眠于今江苏昆山市境内，昆山火车站候车室附近。民国年间，施氏后裔曾前往祭扫，带回守墓的杜姓家人，杜姓后代今居住在今七滧镇东南面。

施彦士与妻子张氏、陆氏，妾陈氏先后育有五子，另有几个女儿。相传施彦士的天文历算学术还影响到他的家人，《与施朴斋书》称，“闺秀皆读天官书，姑妇姊妹灯前环坐，布算簌簌。某年日月之食，司天未有明文，闺中早已传述。届时按验亏复刻数，不爽杪忽”。施彦士长子施立卓，字远山，号从之，在学宫中任“孔庙随朝伴官”。施彦士兄子施立中，是学宫祭孔时的“佾舞生”，佾名立范，字卓林，号静园，著作《学易咏》八卷，先后被光绪、民国、1989年版《崇明县志》、王清穆《农隐庐日记》著录。

崇明《施氏先世事略·绪言汇述》收录太仓人施若霖含斋撰写的《万全县知县朴斋施公传》，施彦士传记又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三。他作为中国古代刻书家，载入《中国版刻综录》第238页、《清代版刻牌记图录》第伍册；他作为清代天文学家，载入《中国科学技术人物辞典》第121页；他作为上海历史名人，载入《上海大辞典》第1892页。

作者：徐兵
来源：《崇明历史名人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