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崇明西沙(今海桥、三星一带)有1200多万步土地（合5万亩）为地主所占有，他们在西沙设收租仓，派专人下乡逼租，佃农饱受重租剥削，苦难深重。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当地曾爆发过数千佃农进城，痛打残酷剥削佃农的7家大地主的斗争。佃农们上午在桥镇西泯沟打恶霸地主张志彬家，再打北门的苏家，朝阳门的周家，南门的昝家，又打严家和陆家，黄昏时在桥镇西小港打黄家，这是崇明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打老鸦”(当地人把大地主称做”老鸦”)，即西沙佃户进城痛打张、苏、周、咎、严、陆、黄等恶粮户事件。

1921年8月，崇明遇到特大潮汛，加上连续狂风暴雨，沿江一带堤岸决口，田禾被淹，树木房屋刮倒，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崇明西沙三面濒江，连遭风、雨、潮的袭击，灾情严重。幸存的一些农作物，棉花霉烂，稻子发芽，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受灾以后，地主不顾佃农死活，仍要“荒不减，熟不拖”，勒令佃农按每千步田(合4．125亩) 500斤稻谷交租。佃农们忍无可忍，联合起来反抗地主逼租，推举范仲英、刘万芳、黄守玄、袁振祥、周成之、陆明福、陆国祯、周耀堂、李占玉、张登科、顾老虎、曹野郎为佃农代表，分头召集西沙各圩佃农，于9月13日开进县城，向军阀政府县署报荒请愿，要求减租。县知事严翼迫于佃农们压力，答允派员查勘灾情，再决定减租多少。事后，县署竟以“灾情尚轻”为由，对佃农请愿减租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地主们继续下乡逼租，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攻打逼租最凶狠的严家仓，举行抗租暴动。10月29日，各圩以鸣锣为号，集合佃农4000余人，手持钉耙、扁担，包围严家仓，佃农们高喊：“打死恶粮户”，捣毁了严家仓门窗。因大地主严亚洲闻讯逃跑，佃农扎了个稻草人，里面塞进猪肚肠，视作大地主严亚洲，将其抛入江海。严家仓的收租帐房先生，吓得当众求饶，声言不再逼租。由于大部分地主不肯减租，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愈益激烈。佃农代表商议，公推范仲英为总领头人，召集更多佃农再次进县城请愿，一定要县署出告示对折减租。

11月12日早晨，锣声四起，佃农们举着围腰旗，手章发芽稻穗和烂铃棉枝，肩扛钉耙、扁担，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巨流。中午时分，上万佃农涌进县城，顷刻间，县署前人山人海，佃农们不断高呼“请县知事接见”，“县知事出布告减租”等口号，张贴“打倒恶粮户，荒年要减租”等标语，散发“算一笔种田收入帐”传单。县知事严翼在佃农的压力下，不得不与范仲英、刘万芳、袁守玄、顾老虎、周成之、袁振祥等佃农代表在县署花厅谈判，被迫同意按原租额四折交租；取消24两为1斤的收租重称，改为18两3钱为1斤的通行称收租；每千步揽票费10元改为2元，并张贴了告示。于是，人们把这次减租斗争，称之为“西沙田革命”，也称“民国十年田革命”。

在县署贴出减租布告后，一些大地主气得暴跳如雷，庙镇恶霸地主陶希成，为人凶狠外号“陶杀头”，他对县署贴出减租告示不服，到处游说，准备到省府告状，要惩办佃农代表，气焰十分嚣张。11月18日上午，愤怒的佃农们冲进陶家仓，一举抓住了陶希成，农妇杨大嫂气得张口咬陶希成的耳朵，狠狠地打击了恶霸地主不肯减租的气焰。

1922年春，县署为加强对西沙农民的控制，在三光镇设立警察分局。乡“保卫团总”、恶霸蔡茂智和警察分局巡佐张士君相互勾结，滥收捐税，把少交或交不起捐税的农民关押进警察分局。农民纷纷要求佃农代表捣毁三光镇警察分局，解救农民兄弟，佃农代裹公推范仲英领头筹划此事。一天上午，各圩突然鸣锣，数千佃农汇集到三光镇，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口号，冲进警察分局，巡佐张士君和警察见势不妙，慌忙更衣溜走。愤怒的佃农们砸烂了警察分局关押人的栅栏，救出被关的农民，把警察留下的制服、被褥、帐子全部焚毁。事后，乡董佐徐仰山和恶霸蔡茂智上诉县署，控告佃农代表“鸣锣聚众，捣毁警局”。县署派出8个警察，到三星镇捉拿佃农代表。佃农闻讯，立即鸣锣，上千佃农赶往三星镇，驱赶警察，保护代表，吓得8个警察连夜逃回县城。

与此同时，10多位佃农代表商议决定，收集恶霸蔡茂智十大罪状，延请了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向县署控告恶霸蔡茂智勾结警局，苛捐滥罚，敲窄勒索，鱼肉乡民，并再次发动佃农进城请愿。佃农纷纷在告蔡茂智十大罪状书上签字画押，很多佃农还把蔡茂智的主要罪状写在芭蕉扇上，作为宣传牌。数千佃农进城后，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惩办恶霸蔡茂智”等口号，要求惩办蔡茂智。县知事王垚慑于农民压力，不得不将蔡茂智扣押监禁，将乡董佐徐仰山革职两个月。蔡茂智害怕吃官司，四处央人向佃农代表求饶，拿400元大洋，给律师办酒，请律师代向10多位佃农代表道歉。

1923年8月，崇明的大地主变换手法，请县署出面召开业佃双方代表协商会议，组织成立“业佃维持会”(简称“佃业会”)，名义上是议定租额标准，调解业佃纠纷，实质是以此欺骗麻痹佃农，缓和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佃业会”设在三星镇，正副会长、会计、书记均由业方担任，佃农代表范仲英提出异议，县署不予采纳，推说人员已定以后再说。第一次“佃业会”会议在城内万安仓召开，经过激烈辩论，议定租额标准为：收成差的圩每千步租谷280—300斤，一般收成的圩300－320斤，收成较好的圩320-340斤。这是佃农代表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的结果，业方代表慑于“田革命”的声势和威力，不敢坚持过高租额。但是，数年之后，“佃业会”完全被地主阶级所操纵，他们以”佃业会”名义，又作出按老标准每千步收租500斤的决定，恢复了大称收租，“田革命”的斗争成果完全丧失，欠租佃农又被拘捕关押。大地主和县署勾结，要捉拿西沙抗租抗税的佃农代表，代表们不得不到南京申诉告状，等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田革命”的领导人刘万芳、周成之、顾老虎、曹野郎等先后被捕，押送苏州监狱。周成之在保释之后，贫病交迫，不久便病故，其他代表都在狱中被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田革命”，高度赞扬崇明西沙农民暴动。他在1926年10月15日以“润之”署名，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79期，发表了题为《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文中沦述：

崇明，长江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50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到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500斤甚者500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称，大概都有在20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5元租，明年就要还10元、20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是民国十年)起了一个暴动，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 (是咬坏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500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自1926年至1927年间，崇明西沙在共产党领导下，又发动了第二次“田革命”，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筹备农民武装暴动，后因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农民暴动惨遭“流产”，农民运动被迫转入低潮。